莱文逊教授的学生张雷博士对采访提纲进行了修正，特致谢意。

大卫·莱文逊（David Levinson）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交通专业的一位杰出教授。近年来，在美国交通规划和交通工程界，他享有越来越大的声誉。他是《交通网络投资》（Financing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2）、《智能交通系统效益成本评估》（Assessing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ITS, Springer, 2004）和《交通经验》（The Transportation Exper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最新专业书籍的作者和编者，他还在《交通研究：A-D卷》（Transportation Research：A-D）、《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和《美国规划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等重要国际性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他的研究和著作跨越了交通规划、交通工程和交通经济等领域，可以反映出相关领域在美国的一些最新进展。周江评（以下简称Z）：您能简单谈谈您的学术和职业背景吗？尤其是您如何步入交通领域的？

大卫·莱文逊（以下简称L）：我一直对交通系统和城市规划很感兴趣。我在马里兰州一个叫哥伦比亚的城市（离美国首都华盛顿很近）长大。这是一个规划出来的城市，因此，我很早就知道规划。在大学里，我最终选择了土木工程，因为我想加入建设新城市和新设施的工作中。

Z：我注意到了在您最近出版的《交通经验》里，您谈到了欧美的交通发展，也谈到了交通设施发展所需要经历的不同阶段，这很有意思。据我所知，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您能简要地向我们的读者介绍这本书吗？同时，也请您谈谈这本书对社会经济和交通系统迅猛发展的中国会有哪些启示。

L：尽管美国和欧洲交通系统的许多部分已经成熟了（如果不是衰老了的话），世界其他地方却正在规划、发展和使用新的交通系统。所以，美国和英国在交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能够给与我们教训。这些教训也许还可以应用到欧美以外的其他地方，那里交通系统的发展还处于幼年和壮年时期。《交通经验》探索了美国和英国交通政策的起源、改进，以及这些政策在交通系统的革新、发展和成熟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以铁路为重点，该书对不同的交通模式，如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的（发展）经验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不同模式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点。书中大量的专题研究，是非常大胆和非常规的。在一个更宽广的背景下，作者指出了今天交通的定义、功能和运作，并预测了明天的交通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学会建设、促进和营运大规模和复杂的交通系统。地理学、土木和环境工程以及公共政策等不同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都应该会发现此书有所裨益。

Z：随着中国交通系统的扩张，很多问题也应运而生。例如，东西部地区在交通可达性和机动性上的差异，在主要城市中急剧增长的私家车和交通环境等问题。在交通发展史上，这些现象是独特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在您看来，交通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规划师在解决相关问题上各应起到什么作用？

L：这些问题是很普遍的。沿海地区有着天然贸易的便利，而贸易带来财富。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城乡之间也总存在着竞争。例如在美国，尽管大部分的交通问题（如交通拥挤等）出现在城市地区，乡村地区还是会要求得到它们所需的资源。交通规划师和政策分析人员，也许能分析这样或那样的投资所带来的效率和公平，但是最终一切还是取决于如何分配资源的政治。规划师能做到的就是推动相关（政治）过程，促进双赢的局面，使得每个人都更好。

Z：中国现在有很多关于如何连接京沪的讨论。基本上，讨论的重点是连接的具体交通模式。我知道你2002年访问了中国，也许这次访问已经使您对中国有了一些总体印象。您是如何看待上述讨论中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航空连接的？

L：不同的交通模式，有它们各自的市场。如，高密度、大流量的（运输）市场，短途方面，轨道交通也许最好；长途方面，火车最佳。京沪相距1300公里，我想比（现有）高速铁路的距离都长。不过，如果京沪之间有很多城市，问题就不仅是联系京沪，而且还要考虑如何连接北京、济南，济南—南京，南京—上海。总体上说，上述城市之间的连接，以及其它很多没提到的因素，能够保证建设一条高速铁路是合理的，即使京沪连接不能提供这样的保证。因此，即使那些只想直飞京沪的人觉得这样一条高速铁路效率不如航空，建设高速铁路仍然是个好主意。

Z：您在道路收费、交通网络增长、交通需求模型和智能交通等领域都有所建树。你对这些领域在交通规划中的作用怎么看？或者换言之，你是怎么分解复杂的交通系统的，是否把不同的交通规划和研究的子领域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看待？

L：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交通主义者”（Transportationist）。也就是说，我对如何整体地看待交通系统很有兴趣。尽管我接受了作为交通规划师、交通政策分析师、交通工程师和交通经济学家的训练，但在我的研究和工作里，交通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不是规划、工程或者经济学（在《交通经验》一书中，我关心的是交通和土地利用或者说场所的相互关系）。

Z：刚才，您谈到了交通规划和研究中不同组成部分和课题的作用。基于您多年的经验和专业上的直觉，您认为对于正在大力改善交通系统的中国而言，哪些课题很可能要予以优先考虑？

L：中国发展和变化得很快，人们认为交通项目很有用，但项目是有优劣之分的。好的经济分析有助于对这些项目进行排序，因为资源常常是稀缺的。但是中国也有一些发达国家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不再重蹈这些国家的错误。美国很多城市把高速公路直接修到了中心区，但这些区域通常更适合于修建公共交通。最后，爆发了“反对高速公路”（freeway revolt）的活动，人们反对在这些地区再修建高速公路并且一些抗议取得了成功。然而，很多人毫无必要地离开了城市中心区，美国的许多城市至今也没有恢复过来。
在访问中国时，北京市中心大量的机动车交通让我感到失望，过去这些地方是自行车的天下。汽车和自行车交通卷入了一场类似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但我想，小汽车会赢，因为它们比自行车重。小汽车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模式，但是应该受到合理控制。在城市中心，应该在空间上限制汽车，在这些汽车受限制的地方应该给予行人、自行车和公交使用者以便利。

Z：收费公路在中国也不再是新课题了，很多城市间道路现在也是收费的。人们用这些收费来平衡道路的建设和营运费用。但是，中国的城市没有用道路收费治理交通拥堵。在您的有关研究里，涉及了道路建设资金筹措和收费。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L：大概有两个例子能解释这一问题。第一个例子是伦敦对驶入中心区的车辆于2004年开始征收5英镑的费用（新加坡有一套更有效的系统），结果是驶入中心区的车辆减少了，同时仍在市区行驶的车辆速度变快了。第二个例子是在美国称为“HOT车道”的做法。通常，这些车道收费而和它们并行的有“免费”车道，使用收费车道的出行者可以通过缴费避开拥堵。这一办法增加了交通系统出行时间的可靠性。如果我有个重要的会议，我愿意支付2美元使用HOT车道，可以使我不迟到；但是如果我不赶时间，也许会认为不值得花费2美元。HOT车道使我能够不受拥堵之困，给了我一个更多的选择。但是，如果所有道路都是免费的，我就毫无选择可言。2005年5月，明尼苏达就要开通一条HOT车道，我们将有机会观察这条车道是否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Z：下面这个问题是关于您的交通出行调查档案项目的。目前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套统一的交通调研、数据存储和共享的体系，看起来一切要从头开始。在这方面，美国也许有相对成熟的经验和相对系统化的组织活动。基于您对美国交通出行调查相关活动的参与，您认为中国可以从美国的哪些得失中获益？

L：进行出行调查的规划师应该走到一起，分享彼此的知识，同时，他们应该采纳一套一以贯之的调查编码标准。他们也需要小心地以正式的方式将有关数据归档。一些调研人员常常忘了记录下自己在调查中使用的假设条件，使后来者不容易完全理解前任所作的工作，这会导致他们对数据进行错误的诠释。但是，有关调研不但对此时此刻的决策有价值，对长期的分析也很重要。因此，调查工作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一时的项目。

Z：您在美国有很多年交通规划和研究的经验。我想每个项目都会帮助您更好地理解交通这个领域，或者激发您对这个领域新的兴趣。您有什么项目或者实例值得向中国同行推荐吗？他们也许能通过这些项目或者实例，管中窥豹地了解一下美国交通领域的“最佳实践”。

L：中国要学会如何控制小汽车。小汽车是设计来给人使用的，但是常常是小汽车牵着人们的鼻子走。对小汽车使用进行收费能有效改变这个现象。不过，这要求收费能反映小汽车使用者给他人带来的代价，小汽车使用者才能做出经济上有效的决策，不然小汽车仍旧会牵着人们走。

Z：近几年您指导了不少交通专业的学生，您怎么看待您在学生学术和职业成长中的作用？我知道您有一些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相比，您认为他们进入您的团队时有哪些优势和劣势？您认为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教育，将如何促进他们回国发展？

L：作为学生的导师和顾问，我想不只是在学生在校的时候，也包括他们离开校园之后的日子。成为教授之前我没有这么想，但是学生在考虑新工作的时候，不但需要从前教授的忠告，也需要他们的推荐。
我的几个中国学生，是我学生中最好的。我有两个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中国学生，他们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课题，例如人们出行路线选择行为的基本特征和驾驶习惯的微观内涵等。中国学生有他们的优势和不足。不足的一部分，源于他们的第一语言不是英语。中国式的英语并不稀奇，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有些担心他们的写作结构，这反映了他们思维的结构。不过，我的大部分中国学生比一些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生都要好，这说明了他们思维的结构也是很合理的。
美国的教育提供给人的应该是新的见解，全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不是对新技术的欣赏。它不仅是用正确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且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研究生院里，我们强调研究胜过课程的学习（当然两者都很重要）。当你意识到研究是发现新问题、尝试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去教科书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研究将打开很多智慧的窗口。

Z：如果读者仍有问题，你介意他们直接与您联系吗？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如何联系您？

L：请通过我的电子信箱与我联系：levin031@umn.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