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明教授，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社会学系教授、政治学系兼职教授，城市规划与政策系兼职教授，及社会学系研究生部主任，致力于城市、城市社会和全球化的研究。他1984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社会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社会学博士学位。共出版了英文学术专著2部（其中一部的中文本2005年在中国出版），在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文章，参与了13本书的编写，并发表了若干篇中文学术论文。
　　2005年夏，陈向明教授应邀参加了由伦敦经济学院在上海举办的“城市时代（Urban Age）”国际研讨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举办的题为“城市时代的城市规划”国际研讨会。笔者有幸也参加了这两个会议，借此机会，代表《国外城市规划》杂志采访了陈向明教授。

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社会

　　主持人：您的主要的研究是关于城市社会和全球化，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基于您的研究，您认为当前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社会有哪些主要的影响。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全球化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中国的城市社会，第二个层面是全球化对中国城市社会带来了哪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变化趋势。
　　陈：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影响的强度在加大。强度加大的原因正是在于全球化影响的渠道越来越多。讨论较多的是外资设厂带来了就业的机会、技术转让和先进的组织管理经验，这是在经济上和制度上的影响。而全球化的影响，尤其在文化方面，正逐步渗入到中国城市的各个层面。类似于麦当劳和肯德基这样的快餐店由过去只是设在城市的中心，而发展到现在遍及城市的许多角落。数量的增加、密度的增加都反映了全球化的强度在加大。第二方面是全球化从直接的影响慢慢发展为更多是间接的影响。例如上海很多便利店：好德、可的，在名字和网络连锁设置形式上，都类似于美国的Seven-Eleven这样的便利店。这是一种间接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全球化对个人价值观念和行为方面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城市整体层面上工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组，对于一个社会学家而言，更关心它在个体层面的影响。全球化正在影响着长远的社会关系、个人行为和个人社会定位、以及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主持人：那么全球化在多个方面的作用，对社区设施、人与人关系、以及个人行为的影响和变化就会对城市规划提出新的要求。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变化了，那么相应的对住宅、城市公共空间场所和设施等的要求都将有相应的变化，而这将影响到设计和规划我们的城市。
　　陈：正是这样。

　　主持人：想请教陈教授的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目前城市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全球化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陈：当前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的分化。这和全球化有直接的联系，也有间接的联系。直接的联系表现在外资企业的建立，它导致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所谓“白领”的出现。外资企业为留住人才而提供相对高的工资待遇，使中国城市出现了这样一个小的社会阶层，和普通市民拉开了差距，是全球化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一个直接表现。
　　间接角度看，例如上海住房状况，就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台湾、新加坡和香港资本投资建造的高档次的住宅，抬高了这部分住房的价格。同时，外资在房地产开发中的引入对国内本土的房地产业产生影响。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在和外资房地产商的竞争中抬高了住房的价格，从而出现了住房阶级的多层化。个人收入反映在住房上，将社会的不平等和空间的不平等联系在了一起。

　　主持人：目前世界很多城市，包括上海、芝加哥，都提出要建设成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对居住在城市内部的居民能带来哪些益处呢？因为城市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城市外部而非内部的消费者，可能会带来城市空间的异化，资源的错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的研究也开始涉及这样的问题。建设全球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绝大多数的居民看似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会逐步影响到普通市民。例如通过媒体宣传和举办类似于上海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这样的重大事件，会增加市民的自豪感和对城市的信心。而能够带给老百姓的实际的益处，是需要城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真正逐步实现这个目标，城市整体的经济水平得以提高，更多高收入工作岗位引入，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同时，我最近的一个研究是在微观层面上探讨全球化，考察它对上海一些社区的居民在个人行为、观念等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居民对社区整体设施水平的评价和社区认同感。研究发现那些和国际接轨多的城市的居民，对社区设施、服务以及认同感的评价相对较低。造成这个的原因，我们分析认为，主要是这些居民在采用国际标准作为参照系统来评价自己的社区。而这些居民在认识到这些不足时，就会提出要求，可能会使之有所改变，让城市在社区层面也向全球标准靠近，成为全球化的城市社区。这样对普通市民的生活会有更进一步的改善。

关于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对城市区域影响的研究课题

　　主持人：陈教授，您现在正在研究的课题：区域和地方政府管治：上海大区域的全球化、大都市范围扩展和价值链整合（Challenges to Regional and Local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Metropolitan Extension, and Value Chain Coordination in the Greater Shanghai Region），得到了伊利诺伊大学大都市研究所（Great Cities Institute）的资助，能否谈谈您这个选题的原因和具体的研究内容。
　　陈：选择上海一是基于数据的获取，这对研究很重要；二是因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表现出比中国其它城市群更加多样化的发展状态。在这个课题中，主要考察的是在上海大都市区及周边大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关系。上海已经从集聚开始向外扩展，是以市中心为主导的向区域扩散的发展模式，而美国城市现在有重新集聚的现象。研究将对比美国和中国郊区化、大都市区域发展的不同，找出上海城乡之间、上海和周边城镇之间发展的新现象。这里将引入“价值链”的概念。
　　跨国公司进入上海后，将向区域扩散，存在一个 “一进一出” 的过程。因为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以及空间上的限制，跨国公司现在一般将总部设在上海，而把生产环节推向上海的腹地。这进出之间的演变过程希望能通过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来表达和研究。相比中国城市研究，美国学界研究全球化不止看城市与区域本身在功能结构上的组合和重新组合的过程，还重点研究了在一个区域经济体中，每一个城市和它的腹地之间联系的变化。这种联系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物流上，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企业之间出现的网络状的关系。例如汽车行业，跨国企业要逐步将生产本土化，大众的本土化已经达到70%~80%，它的零部件供应正是本土化的核心。那么大众是会在上海周边地区寻找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呢，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如果企业是以区域经济为依托发展零部件的生产供应网络，那它的生产部门就可能存在向中小城市逐步迁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用价值链来看，它的起源和开端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设立，接着逐步发展制造业，然后是相关的服务行业，这样可能将区域中底层的小城镇都纳入到全球经济循环过程中。在小城镇设立的这些企业可能只是生产一个零件。这样单一的产业对长期发展可能不利，但这是一个开端，逐渐的整个区域的互相依赖将得到加强。像刚才提到的大众，它已经有部分零部件的生产放到了江浙的乡镇企业中。研究将这些已经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多种全球发展产业，以链条的形式描述出来，通过图示表达出这些链条的长短、宽窄。

　　主持人：能更具体谈谈价值链吗，它和研究较多的商品链有什么区别呢？此外，对这个链条的研究和描述，您认为对城市的发展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陈：我在杜克大学的导师Gereffi教授对全球商品链的研究在美国具有代表性，不过他做的多是国家之间的商品链条，如整个东亚和拉美地区。例如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成立后的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主要研究的产业是成衣、电子和汽车。相对商品链而言，价值链首先是涉及的产业面更广，不仅是劳动密集型、投资量小的产业，而且还包含高科技产业。同时价值链涉及到的组织和企业更加复杂，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重要的是，价值链将体现出价值在链条上的分布。哪一部分的增值比较多，哪一部分的增值有限，以及这些不同部分在空间上的分布。一般而言，大公司控制的是价值链中增值最多的“头”和“尾”。目前“头”的部分，例如研发，也有向中国转移的趋势。中国企业正是在头尾之间不断扩展其运作的空间。对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小城市，尤其受上海辐射影响大的，应该力求向价值链的“头”发展。这需要一个过程，而重点是如何促使这个过程的发生。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外资设厂和增加低端的就业机会。这是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
　　我将同时选取苏州、昆山和嘉兴为案例城市，对它们的有代表性的企业和产业进行考察，在这个微观的层面上考察城市空间的变化，这样就和宏观的区域城市研究结合起来。越细致的研究就越有可能发现真正的线索。希望找到城市和城市之间联系的强弱可以通过怎样的指标来衡量，并且是哪些产业在促成这些联系。

　　主持人：根据您所讲，这个研究将主要通过价值链反映城市在区域内的联系，并寻求产业在城市空间体系中的布局。
　　陈：是的。同时这个研究强调区域在全球和城市这两个层面之间的作用。有多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型。区域经济在全球经济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协调、输导和传递功能在增强，并且应发挥重组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城市之间不仅要竞争还应当协作，否则成本会很高，例如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区域的城市之间可建立地方政策网络（local policy networks），通过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政策方面形成政策管理和管治上的配合，从而打破地方与地方之间税收、行政管理体制的壁垒。美国体制的分权程度高，就不利于城市和郊区的协调发展。

关于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

　　主持人：您是社会学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城市规划与政策系的兼职教授，您能谈谈城市社会研究对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吗？
　　陈：城市研究对规划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可以通过我目前参与的一个项目来说明。我最近受邀帮助上海市崇明岛东滩开发做一个当地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目的是推荐创建可持续城市应包括的最基本的社会基础设施（如教育、保健、开放空间）的最经济标准，找出可持续的长期开发和成功所需要的经济—社会学原理。更具体来说，这一研究要描述“社会基础设施”要素，开发应既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符合构筑一个平衡的、适合居住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功能效用比例。它还将特别关注公共领域、零售、社会服务、休闲和娱乐设施、会议场所和文化设施、开放空间（公共的、私密的、硬质和软质景观）以及经济适用房。该研究将有助于使城市设计规划指导原则中包括的开发特色元素更加明确，促进规划出一个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城镇。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在城市区域中价值链的研究则可能对区域城镇产业布局有指导作用。同时，对城市和郊区的发展而言，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是同时发生还是分阶段性的，这在美国也在讨论中，而在发展郊区卫星城时要考虑到产业、就业岗位和社区设置等社会学非常关注的问题。

　　主持人：您现在有一本关于城市社会学的英文书即将有中文版发行，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陈：这本书的英文版是我和我的同事合作，2003年在英国的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书名叫作The World of Cities（《城市的世界》）。在美国、英国及其它地方销售很好。它既不同于那些城市社会学的大部头的教材，也不同于专题研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的借鉴参考，也可以是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城市研究领域的教材。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9月份出版。这本书近200页，一共5章，主要是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美国当前城市研究的各种理论，总结评价了这些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同时进行了一些比较，比较了美国、中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城市的历史演变过程。这本书能够为中国高校研究城市的专业提供一个精练短小的教材，并且可以为大部头教材提供辅助作用。我明年春季计划到上海复旦大学来讲课，将考虑使用这本教材，为中国的学生介绍城市研究的新理论和思潮。

　　主持人：我们期待着您更多作品的问世。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