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广场”：战略性城市研究的蓝图

A Blueprint for Strategic Urban Research: The Urban Piazza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4, 85(1): 97-126

作者：Karima Kourtit, Peter Nijkamp, Rachel S. Franklin & Andrés Rodríguez-Pose

推荐：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zhendongl@sina.com

世界各地的城市研究普遍存在着研究步伐无法跟上城市快速持续更新发展的事实。在这样一个新的城市世界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城市内外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在城市中集聚的基本诉求也从原来的追求高效率向追求高质量方向发展。这一基本背景的改变需要我们在从事城市战略分析的过程中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在这篇文章中，来自荷兰的几位作者借用了古代的人流、历史、文化、地理等要素汇集的“广场”（piazza）概念，提出了“城市广场”这一战略性城市研究的分析框架。其中包含了四个维度的分析：创新的财富潜力、智慧的城市交通、弹性的城市生态、宽容的社会资本。这一框架在应对当前各方面挑战的同时，也关注这些问题的交界面，认为这些问题能通过系统性的应对，在该框架中逐步实现融合。作者还为四个维度间的融合制订了一个三步骤的路线图，包括实现基本的需求、与时俱进的强化以及最终真正的联通等。通过绘制这个研究蓝图，作者希望为未来战略性的城市分析提供一个宽广和集成的研究基础。

“拥挤”与“空置”：罗马尼亚的住房不平等

Overcrowding and” Underoccupancy” In Romania: A Case Study of Housing Inequality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4, 46: 203-221

作者：Adriana Mihaela Soaita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lizhig@mail.sysu.edu.cn

发展中国家的“房荒”大多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之下，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城市住房的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一阶段的房荒问题，大多数国家采用“低标准、高速度”的政府投资模式，建设了大量设施简易、质量不高的房屋。1970年代之后，政府投资逐渐退出，代之以私人投资。时至今日，罗马尼亚的住房紧缺和住房质量问题已是公众热议问题。基于对居民的住房调查，此项研究发现只有4%的房屋是自建的私人住宅，94%的被调查者住在人满为患的公寓里，更有三分之一公寓过度超员。文章关注居民获得相对高标准房屋的途径和规律，研究如何从仅能满足最低居住条件的“有地方住”向“住得开”过渡的解决方案。研究发现，住房“流动”（迁居）基本不会发生在底层住宅区，相反，住宅流动大多跨越不同住宅类型，并呈现为一种单向流动（社会住宅区迁到私人住宅区）。然而，人们对自建住房的认识乃至想象（舒服、宽敞）大大提高了将空置私人住房转变为市场商品的支付成本，使大部分有住房流动需求的居民望而却步，更有一些居民为了未来能住进高价房屋而选择当下住在更为窄小的房屋。同时，在罗马尼亚，空置住宅的所有者一般不会将房屋划分为几个房间用来出租或销售。尽管市场允许各种住房流动模式，但其流动性并不强。除非政府出台鼓励政策，帮助空置私人住房转变为面向大众的出租房，增大住房供给，降低准入门槛，目前的现状无法改变。反观当前国内房地产调控，其对象主要是购房者，以单方面的限购、限贷为调控手段，并没有大幅度降低销售价格。买不起或暂时买不起住房的居民依然没有获得住房改善。在未来房地产调控方面，应将调控思路转向销售市场与租赁市场并重，通过建立健全的租赁市场体系，完善租赁市场，来拓宽居民获得住房的可能性。

机场和城市部门就业

Airports and Urban Sectoral Employment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4, 80: 133-152

作者：Nicholas Sheard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mail.tsinghua.edu.cn

随着经济、城市发展的快速增长，在市场现实需求和政府推动下，机场建设在中国如火如荼。但机场建设花费巨大、占地巨大、机会成本巨大，新建或扩建机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机场建设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会不会影响地方空气质量等公共利益方面，以及机场能否为地方集聚经济活动，拥有规模较大、增长强劲的服务业的城市是否需要大机场，等等。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利用美国的机场和航空数据，本文作者分析了机场基础设施在都市区层面对相关部门就业的影响，发现机场规模能够促进都市区层面的专门化发展，但对就业规模增长影响不大。机场规模与交易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与制造业、非交易服务业似乎关系不大。交易服务业就业与机场规模的弹性系数约为0.22。其原因在于，航空出行能够促进面对面交流，能够促进交易服务的实现，因此，交易服务业生产倾向于在有大机场的都市区集聚；制造业涉及交易物品的生产，但个人航空出行需求不大，因此制造业区位选择对机场不敏感；另外，不可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市场导向和客户导向的特性，决定了其区位选择与机场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澳大利亚城市增长与气候适应：不同话语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Urban Growth and Climate Adaptation inAustralia: Divergent Discour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making

源自：Urban Studies, 2014, 51(1): 3-21

作者：Bruce Taylor, Tabatha Wallington, Sonja Heyenga & Ben Harman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jiangxu@cuhk.edu.hk

城市增长管理一直是倍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城市增长的一大威胁，如何将气候适应性政策融入城市发展和管治中成为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有些学者关注不同利益团体在城市政策和规划领域的话语，认为不同话语既是影响政策转向的原因，也是政策制定过程中“被构建”的结果。作者认为，这种话语分析方法有助于理清政策制定中复杂多变的情况，从而进一步了解甚至影响城市发展政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本文以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南区为例，探究不同发展目标下，城市增长与气候适应之间的矛盾。基于罗丹（Rydin）的理性政策模型，作者主要考虑公众和私人团体如何解释并回应政府部门针对快速人口增长和气候适应出台的政策。文中选取了5个机构，分别是代表发展商利益的机构，城市规划专业机构，市长联盟机构，非政府组织环保机构以及昆士兰政府代表团。通过收集并分析这些机构在2008—2010年间4个关于城市增长与气候适应政策的讨论文档，作者梳理出贯穿政策讨论过程的5条主线，包括促进增长，管理增长带来的影响，管理气候风险，更新城市居住区，城市管治。一方面，与罗丹理性模型的假设不同，前4条主线均被特定的利益团体构建出来，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诉求。与此同时，这4条主线也是相互交织的，比如说关于气候适应与增长管理的讨论同时出现在城市居住区更新和气候风险管理的主线中。对于后者而言，增长被认为是一种需要管理的压力。然而，气候适应在这条主线里似乎仅限于如何运用规划工具为私人发展商或者公共设施控制风险。作者认为这种界定方式揭示了市区开发尽管对当地自然风险有更多的关注，但实质上与以往并无两样。而在政策实施方面，所有主线的思路均一致，即通过寻求“理性”科学的政策制定程序和实施来获得低成本高效率，市场灵活度及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间的最大平衡。作者认为， 城市政策或者管治政体的改变必须要结合实际，用各种话语构建起来。这种改变不一定要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性主义话语相抗衡，而是可以融入更多批判性话语和当地公众参与，以推动城市政策转变的过程。

新自由主义世界里还有实现更好规划的空间吗？兼论对规划实践和理论的启示

Is There Space for Better Planning in a Neoliberal World? Implications for Planning Practice and Theory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4, 34(1): 45-59

作者：Heather Campbell, Malcolm Tait & Craig Watkins

推荐：胡以志，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richard.hu@canberra.edu.au

从范式理论上讲，规划的存在是基于这样一个认知前提，即与没有规划相比，规划会提供一个更好未来的可能性。二战以后，人们对公共政策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信心十足，现在却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则对公共政策干涉的有效性持批评态度，崇尚市场的效率甚至道义力量。本文主要讨论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压力之下，规划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积极的效果，提供比没有规划更好的结果。结合英国埃克塞特市（Exeter）规划案例实践，本文探索多种规划选择的可能性，发现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政策控制、土地权属，甚至市场竞争实现更多的可能；市场力量无疑是主要的结构性限制，但精明的规划师和政府人员仍然可以对这种限制的程度和实质产生影响。基于此，文章认为规划界应该充满希望，因为仍然存在实现更好规划的空间；规划师们不应该沉默， 要有意愿并付出努力打破边界，去关注实现更好规划的可能。

知识密集商务服务业和跨国公司空间集聚的相互关系

Co-agglomer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14(2): 443-475

作者：Wouter Jacobs, Hans R. A. Koster & Frank van Oort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天作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yi_xiaofeng@126.com

全球范围，知识密集服务业成为产业发展的趋势，同时跨国公司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全球的区域和地方政府都希望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知识密集服务业和跨国公司在本地区的选址。荷兰的几位学者试图通过荷兰兰斯塔德地区的案例和数据来分析知识密集服务业和跨国公司聚集之间的空间关系，以期给国家、区域、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研究发现，知识密集服务业和跨国公司的聚集的确在空间上临近；它们聚集的地点不仅在市中心，也可能在郊区的一些特定场所（如机场、环境较好的地方等）；不同发展阶段（创业公司或分公司）、产业门类（经济服务、市场营销和广告、IT或研发导向）的知识密集服务业企业在空间聚集上有不同的特征；跨国公司对知识密集服务业的创业公司在选址时的影响要比对分公司的影响大，因为分公司有母公司固有的商业模式可以遵循；研发导向的公司往往更倾向于布局在大学周边； 更有意思的是，地方政策并不引导选址过程中它们之间的互动，只是发挥促进和支持的作用，因为它们之间的互动性已经足够强。

沿街居民停车安排会影响居民小汽车拥有率吗？

Residential Street Parking and Car Ownership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3, 79(1): 32-48

作者：Guo Zhan

推荐：周江评，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

zhoujp@gmail.com

地少人多，位少车多是绝大多数大城市居民、有车居民需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为了保证道路顺畅和消防需求，通常会给开发商定下最小的道路宽度。而额外的道路面积，平日往往被附近居民占用停车。以上的情况，究竟对居民拥有小汽车的意愿和数量有怎样的影响？应该用怎样的数据和模型来研究这些影响？最新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刊登了纽约大学郭湛教授的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郭教授通过一个纽约市的案例研究说明，如果沿街停车供给充足，而且又是免费的话，居民的拥车量会上涨9%。因此，他建议供私人使用的沿街停车位的数量及价格标准不应由政府设定，而应该交给开发商。那样的话，停车价格会更好地反映其真实的市场价格。

城市形态与记忆：城市争夺中的空间实践

Urban Form and Memory Discourses: Spatial Practices in Contested Citie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3, 19(2): 189-210

作者：Anita Bakshi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城市是各种核心利益与主张发生冲突的焦点，在涉及种族争议与空间分异议题时尤其如此。在此背景下，各种传说与记忆往往被剪辑和重构，成为对空间宣示主权的话语辅助；而沉淀记忆的空间实践成为有目的的对既有城市意象进行重塑的手段，记忆进而也成为城市争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讨论了多个存在种族或价值观竞争的代表城市（如耶路撒冷、柏林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竞争性的冲突环境下城市与记忆的互动，阐释了场所记忆对城市设计、规划决策与市民的使用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对塞浦路斯分裂的首都尼科西亚（Nicosia）进行了实证性的案例研究。

围绕着对冲突、场所与记忆的探讨，文章认为场所不仅仅是产生记忆的媒介，也是理解在官方话语背景下社会分裂的有效工具。对于前者，冲突与分裂对场所与记忆的关联产生巨大影响，或无意识地通过对空间及其相关要素（例如场所可达性）的改变而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模式，或有意识地改造场所以明确传达某种价值观。对于后者，在记忆的作用下，场所虽然在城市分裂时发生形态上的巨变，遗迹所赋予的时空复合性和包容性使场所能够超出官方叙事框架，成为解读复杂的历史与社会有价值的脚本与资源。虽然本文的案例在中国几乎不具有共鸣与代表性，但研究中所呈现的场所与记忆的关系，对城市空间争夺的思考，及其对城市设计与规划决策价值观的指向是推荐此文的主要原因。

像国家一样去感受：设计导则与新加坡“城市体验”的可识别性

Feeling Like a State: Design Guidelines and the Legibility of “Urban Experience” inSingapore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1): 138-154

作者：Kah-Wee Lee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自亚洲经融危机后，新加坡公布了三套城市设计技术导则来对城市发展施加影响，包括夜景照明规划、公共艺术空间规划以及户外广告标识设计导则。作者通过分析各导则的制定过程和技术内容，指出政治与城市设计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新加坡模式正是依靠这种技术上的影响，体现国家对于城市体验的理解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