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武汉。昨天，我在汉口老城区走了3英里（约合4.8 km）。认识一个城市，就要从街道开始。武汉是个很美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今天，我想讲的是我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基本上与“城市是全球空间、全球经济空间、全球文化空间和全球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着什么”有关，希望你们认为我的观点有可取之处。显然，有的城市正在朝全球化迈进，有的全球化进程尚未完成，有的已经实现。

连接全球城市的繁多通路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现在恢复城市间专业化差异的重要性。全球化使很多事物变得同质化，但并非万事皆然。在当今世界中，我认为，城市的专业化差异比城市的排名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贡献，都存在一些关键的差异，城市间不是简单地相互竞争。这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过去的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等所有的帝国，一个首都就掌管了帝国的全部。在当今世界中，像帝国首都一样全能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虽然某些城市在全球空间中比其他城市更强大，但是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完全掌控全球。今天是一个新的网络体系，如果没有多个全球城市，全球城市这一概念就不成立。在过去的30年中，全球网络不断扩展，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此，不断有新的城市加入全球网络中。

    以武汉为例，从全球空间的角度来思考城市的一个方法就是，考虑城市位于哪些通路（circuits）。每个城市都有一套特定的通路组合。北京不同于上海，不同于香港，不同于深圳，也不同于武汉。纽约不同于芝加哥，也不同于洛杉矶。这些通路包括经济和文化，它们为经济带来非常多的差异。我想表明的主要观点是，所有城市都是竞争关系的说法是不对的。城市之间的确会存在一点竞争，但上海真的与北京竞争吗？北京真的与深圳和香港竞争吗？不是的，这些都是不同的通路，每个城市或许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占优势，但它们并不全是竞争关系。因此，当我思考武汉时，上升到全球空间的层面，它可能并不与其他的中国城市进行直接竞争，也许会有一些，但肯定不会与上海和北京竞争。因为武汉位于一套不同的通路中，经济不同，地域不同，优势也不同。

   我想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管最先进的机场、办公区等如何标准化，都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城市。有时人们会说，城市正变得千城一面，事实并非这样。当你身在北京时，你知道你在北京，在上海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城市之间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竞争，但是归根结底，每个城市都有所不同。对于武汉，最重要是多方面的专业化差异，而不是与其他城市竞争。

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通路。一些全球通路是专业化的，另一些则不是；一些是世界性的，另一些则是区域性的。不同的通路涵盖不同的国家群体和城市群体，每个城市都会有多个通路。以孟买为例，孟买有很多通路，其中一个通路就是：孟买位于商业地产投资的全球通路上，拥有来自不同城市的公司，多样化程度与伦敦和波哥大不相上下。印度德里的情况又不一样，你会发现另一种组合。再看看其他的通路：纽约和圣保罗是全球咖啡商品贸易的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芝加哥和孟买是葵花籽贸易的中心，上海是铜贸易的中心。我不知道武汉的优势在哪里，可能是其他不同的机会，我只是试图强调这些差异。例如，当黄金作为一种金融工具，伦敦和苏黎世就是顶级市场，但其实伦敦和苏黎世都不出产黄金，而是将其作为金融产品进行交易。而当黄金作为商品，那么圣保罗、约翰内斯堡和悉尼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它们是其他的通路。如果以金属现货为例，就不得不提孟买和迪拜。这些例子只是让你对这些显著的差异有个概念。即使是相同的产品，如黄金，也有多个不同的通路。

如果我在武汉做研究，我会首先去了解这个城市有哪些不同的区域通路和全球通路。也许我会从企业着手，或者是博物馆、大学、特定类型的专业环境机构，或者与之相关联的部分。由于武汉有众多不可思议的湖泊和丰富的水资源，我能设想这里存在一个水上城市的通路。这是一种新兴的通路：新加坡、荷兰阿姆斯特丹、西班牙萨拉戈萨，它们都是水上城市，都专注于水的利用。我认为武汉也在这条通路上，这也是新加坡的通路之一，当然新加坡还有许多其他的通路，我只是举个例子。

多样性为城市经济增加灵活性

一个城市所在的多种不同的通路为城市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其中的一个通路出现了问题，城市并不会因此而崩溃，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通路。所以，大城市利用其规模使经济多样化至关重要，否则也只是种植园经济，比如底特律，尽管它生产出高科技的“咖啡豆”。我们都知道底特律的故事，这个城市依靠单一的汽车产业支撑，因汽车产业而兴衰。芝加哥与底特律十分相似，但它并不依靠单一的主导产业。芝加哥做得很好，因为有多个制造业门类，可以应对不同的情况。因此，保护城市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想想今天的金融危机，有些城市遭受重创，有些城市则幸免。不是所有的城市与全球金融的联系程度都一样，目前大型金融机构的崩溃会影响特定的全球通路，但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到所有的全球城市。然而由于越来越多部门的金融化， 受信贷系统紧缩影响的全球城市会更多。这是另一个例子。

政治、文化、移民、环境组织等议题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全球通路的扩散，你会发现城市的一个重大的战略用途。例如，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印度尼西亚、巴西以及中美洲。虽然这让人感到难过，但事实如此。那些努力保护热带雨林的NGO，即“非政府组织”，非常善于利用战略性通路发挥它们的作用。如果它们想要打击林业公司的集团总部，那么它们会在奥斯陆、伦敦和东京活动；如果它们想要引起全球媒体中心的关注，那么伦敦和纽约就是理想之地。这个例子只是再次强调城市的差异性。

一座城市可能位于几十个全球通路

   全球网络的日益城市化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城市化”是指有越来越多的网络通过城市连接，而且是数量庞大、多种多样的城市。如果从城市的历史、景观或者职能的视角来审视，显然每个城市都在自身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特定的全球区位。这些新兴的城市及城市之间的地理格局开始为多种形式的全球化起到基础设施的作用。首先，要识别城市位于哪些特定的全球通路上。全球化越来越多地通过城市间的特定连接运行。放宽管制、私有化，种种变革使这些城市之间的地理格局发生了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我想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没有一个实体能够代表全球经济，这个实体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大量千差万别的通路，这些通路通常连接城市，但也能够将矿区和城市、政府等联系起来。

每个通路涵盖特定城市群

   如果从环境挑战的角度来看，全球网络的城市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城市的领导者能够有所作为，他们必须应对城市所面临的环境挑战，而中央政府只会不停地表态。因此，当你观察变革发生的地方，就会发现变革发生在城市里。城市有大量的创新，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创新方式。有一系列的发展真正让人思考全球通路的城市化，在其中的每个通路上，可能都有不同的城市群。这样一来，如果某个城市存在环境问题，那么它与特定城市群的连接就会终止；如果存在经济问题，它与其他城市群的连接又会终止，具体要视经济部门而定。这是个实证问题，需要做研究才行。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专业化的通路连接起来，就是全球的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它并不是高于一切，而是深深地融入某种特定的意识、特定的部门、特定的目标和政治活动中。因此，很多全球化都是在国家内部，即地方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类全球化与其他的地方层面相通，并非游离于本地之外或高于一切。

城市专业化方向的差异

观察不同的城市时，你会发现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要素：城市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经济是一种混合体，它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方面。因此，上海的知识经济不同于北京的知识经济。但今天，我重点从经济方面进行解释，否则过于复杂，不便于理解。我对这个数字化的全球时代一直很感兴趣，并提出以下的问题：在历史上以大规模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能否产生属于当前全球时代的知识经济？

我曾针对这个问题研究过三个城市：圣保罗、芝加哥和上海。这三个城市都以大规模制造业而著称。它们在各自制造业的历史中发展形成了特定类型的非物质的专业化知识， 特定类型的金融服务，特定类型的会计和法律服务，特定类型的物流知识和全球物流，并且不同于纽约、伦敦和香港—— 这三个城市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历史，因此它们的知识经济并不是从实体经济发展而来，而是非物质的，与服务业相关。这些专业化方向的差异带来的是功能的全球化。因此，想要走向世界的钢铁工厂、采矿公司或机器制造商，会选择圣保罗、上海或芝加哥等地去寻求法律、会计、金融、保险、经济预测和其他专业化的服务，而不会去纽约、伦敦或香港寻找这样高度专业化的服务。

如果我在武汉，这将是第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虽然我对武汉并不熟悉，但我很想知道武汉在历史中发展了什么类型的专业化知识经济。考虑到武汉的区位和地理环境，我相信应该是与水有关，也可能与物流有关。这只是一个假设，来引导大家思考你们所在的城市，就像我谈论自己熟悉的城市那样。不过，从芝加哥、上海和圣保罗，另外还有首尔的案例中，我可以肯定，恰恰是大规模制造业的历史让这些城市形成了特定类型的知识经济。

我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波音公司是一家集大型制造和综合物流于一体的飞机制造商。几年前，波音公司决定进入全球知识经济市场，即以知识为导向，不仅是制造飞机，还有如何管理飞机、运营机场，以及如何组织零部件或飞机的生产，如何将产品销往全球。因此，波音公司意识到：“如果要进入知识经济，就一定要搬到全球城市中去发展”。波音总部原来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拥有美丽的风景和巨型的工厂。但是，波音从未考虑过纽约，因为纽约对制造业一无所知，没有大型制造业和全球物流的历史。波音最终选择了芝加哥，尽管纽约在很多方面比芝加哥更像一个全球城市。

城市的知识经济从哪里来？

从实体经济发展而来的专业化知识标志着哪些城市在特定门类具有优势，而哪些城市不具备。那么，关于武汉的问题就是：源于历史并能够转变为知识经济、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深层知识是什么？这是研究者们需要考虑的。

当你用这种方式思考特定城市的特定历史时，就会明白我在开头提到的观点：城市间的专业化差异比城市的排名更重要；也会更加清楚，并非所有的全球城市之间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城市间都是彼此竞争的观点会造成极大的干扰， 因为这意味着一家全球化公司可以对城市的领导者说：“如果你们不给予我所有的优惠政策，比如免税什么的，我们的企业就不来了”。其实不然，如今的全球化公司需要在许多全球城市立足，而不是只待在其中的一个城市。通常的情况是，如果全球化公司来找你，说明它们想到这里来，所以你不必给予它们很多的优惠。

   在1980和1990年代，当这场全球城市综合症开始时，我曾在纽约奔走呼吁。当时的纽约市长科克（Edward Irving Koch）声望很高，很有同情心，也很友善，但是他相信，如果他不对那些大公司说“我给你们30年的免税优惠，并给你们免费的土地”，那些公司就不会来纽约。我对他说：“它们会来的，它们需要这里”。如今的全球化公司需要在许多全球城市中落脚。有些公司需要纽约这样的城市，而更多公司需要芝加哥那样的城市，需求各有不同，但它们都需要在许多城市落户。只待在一个城市的公司不可能是一个全球化公司，或许总部只设在一个地方，但会有多个运营地点。我的意思是，城市的领导者不必对大公司做出各种让步。如果你想吸引全球化公司入驻，重点在于让它们知道你这里有什么。

   我认为中国会比美国做得更好。在美国，我们给了大公司很多优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切最终由失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市民承担，因为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大公司。其实不管有没有优惠，那些公司依然会留在纽约。因此，在我看来，当考虑一个城市及其市民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我所谈到的芝加哥、上海和圣保罗的知识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可以这样说：这三座城市形成了大量的物质生产部门，由此产生物流及大型制造业方面的专业知识，但那不是制造业经济，而是知识经济。

全球化到底同化了什么？

   目前，全球化让所有全球城市的经济同质化的观念被普遍接受，而我认为这种观念十分有害。如果城市变得一模一样了，彼此间就会产生激烈的竞争，由此产生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给予大公司一些好处，否则它们就不会来。这种观念非常强大，或许在武汉和中国不是这样，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专家会坚定地认为：全球化让所有城市变得相似。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所有的城市都会你争我逐地激烈竞争。我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全球化的确会造成一定的同质化，但不会同化城市的专业差异。我们可能会问，全球化究竟同化了城市的什么？

在城市竞争中，谁是输家？城市的居民；谁是赢家？ 大公司。因此，重要的是理解全球化究竟同化了什么，没有同化什么。不同城市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有人会说，全球化同化了标准，包括制造业的标准，最先进机场的标准，最高档办公楼的标准，以及豪华购物中心的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也就是说，你的确会在城市之间看到一定的相似性，当你置身于最先进的机场或最高档的酒店，无论建筑多么具有原创性，无论建筑师在屋顶增添了多少设计元素，你都知道，这是顶级的，我在其他城市的机场中见过。

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同质化，使标准变得统一，使建筑变得相似，也让消费市场相同，所以你可以到处看到古驰（Gucci）包。然而，特定的专业化差异让城市与众不同，究竟是什么差异呢？为了不过于复杂地解释，我只列举一个要素。在全球化之前，1960年代的办公楼都建得很高，办公室也很多，就像是在说“我们是专业的办公楼”。的确，那些楼内的多数工作都是办公、秘书等程序化的工作。其中也会有几位执行总裁，但绝大多数都是坐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敢说，在现代的办公区，很多的楼宇其实只能算是基础设施。在办公楼里进行的不是传统的办公室工作，你不一定明白那些工作都是些什么，专业化很强，差异化很大。这些工作或许与高级金融的法律协助和专业会计改革有关，但这不是办公室工作，和传统的秘书敲键盘的工作不一样。

因此，这些建成环境的不确定性，适应了它的使用者—— 专业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考虑高度的专业化差异，虽然最先进办公区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相似，但是它们处理的业务大相径庭。就像我所说的，这些办公楼其实是基础设施，如同30年前建造大楼时，地面以下是基础设施。如今的基础设施移到了楼上。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但又是不确定的，这才是基础设施的本质。比如铁轨，属于基础设施，是必要的，但不是确定的。它可以用来运送食品、乘客、债券等，这些办公楼也是一样的道理。如今，顶级的办公楼或办公区“拥有一切，具有所有必要的数字化设施，这个也有，那个也有，并且随时提供服务”。不过它实际是什么用途，我们并不知道，需要进行实际研究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只说“噢，这是金融中心”是不够的。

金融是多变的，一方面，既可以是一种良好、有用、有利的经济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经济产生致命的破坏。换句话说，当全球化将城市的某种可见的秩序变得统一时，有人会说：“天哪，所有的城市都变得一样了，同样的奢侈品商店，同样的豪华酒店，同样的高档办公楼……”。实际上，它们不会变得一样，因为我们不清楚它们会被用来做什么。北京高档办公楼的使用方式不同于上海，也不同于香港；巴黎高档办公楼的使用方式不同于伦敦，也不同于法兰克福。所以说，这需要进行研究，而不能简单地说：“天哪，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经过研究才能下结论。

同样，在武汉，需要真正了解自身经济中的高端部分是什么，高档办公区内的高端产业是什么。全球化造成了很多同质化，然而，真正关键的部分，也就是真正将你归于某类通路而不是其他通路的那部分，是无法通过顶级的建成环境来达到的。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上海、北京、香港以及深圳的核心经济的差异。为了便于理解，我以这四个城市为例。全球化经济需要标准化的建成环境，也需要多样化、专业化的经济技能。可以说，标准化的建成环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化经济，这是接下来需要研究的方向。全球化的高端经济在武汉这样一个城市表现为什么？在我们研究的其他城市又表现为什么？

一个可视化的例子

   我以一个具体的密度问题为例讲讲差异的概念。在知识经济中，密度一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意味着你可以与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进行交流，知识就从密集的交流空间中产生。我们一直认为：密度就是密集程度，仅此而已。而我想重新解释这个概念，即密度是不同城市的不同建构方式。以密度为例，是因为它直观可视，容易理解。当大家看到迪拜的建构方式，似乎越是密集——尽管它有很多空间——就越像是“天哪，那才是全球城市”。下面展示一些图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图片是密度测量或表现的结果，是根据统计数据制作的渲染图，不是地形图。

   这是孟买的人口密度（图1），当你在孟买时，肯定看不出是这样的，然而这确实是孟买的人口密度。这是纽约的人口密度（图2），纽约当然是比孟买更强大的全球城市，可是与孟买相比，它的密度看上去就微不足道了。上海同样很极端（图3），远远高于纽约。虽然伦敦是最强大、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但是看一下它的人口密度分布（图4），就像是个村庄，十分令人羡慕。下一张图片出现了密度的关键变量（图5），如果你观察伦敦工作场所的密度，换句话说就是工作场所分布在哪里，也就是知识经济的发源地，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图中传达了一些信息，这种极高的工作场所密度竟然可以容纳在一个布局相当分散的城市中，而不需要一个超级中心。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伦敦，伦敦实际上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城市，它有多个次中心。武汉有这么多湖泊，还有其他的资源，可能还有很多的节点，我希望武汉的人口密度能像伦敦一样多重分布，那才是适宜的，而不是像上海。在工作场所方面，武汉依然可以拥有像伦敦这样的极端高密度。  

专业化差异促进全球城市数量增长

现在约有70个乃至近百个大型和小型的全球城市，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经济空间，全球文化空间，全球政治空间及其子类。这种日益增加的国际桥梁，连接的更多是城市，而不是国家政府或者国际外交，但是通过这些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然而，一个经常几乎被所有的全球城市忽视的情况是：在全球城市所在的国家，无论是国内公司还是跨国公司，都倾向于留在本国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尽管不是百分之百准确，但绝对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即便有别的选择也是如此。当然，它们可能会在国外设立第二个总部。因此，我所提到的全球经济，一定程度上会在地区层级形成，换句话说，会在城市内，或是特定类型的制造业区内形成。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公司总部喜欢留在本国。它们有时候会利用其他股票市场发布信息，例如巴西的公司采用的就是纽约的股市，但是它们将总部保留在巴西。有了这样网络化的多城市地理格局，世界上25万多家跨国公司的大多数得以将总部设在本国，不管全球有多少数量巨大的附属公司、子公司或离岸采购点。

   我想强调的第一点是，有很多全球公司是在本国范围内形成的。有一些观点认为，全球公司不是在某个国家形成的，而是在国家之外或者国家之间形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公司一般都位于某国内。通常而言，我们谈论的只是总部，也就是母公司，而不是其他所有子公司。当我们说到全球化时，我们说的是多重元素的混合，不是“非此即彼”。因此，我喜欢使用“非国家化”（denationalizing）一词，其中包含部分的经济、政治架构或关系。这种“非国家化”清楚地表明：全球公司的确位于某个国家内，但它肯定会有一部分会变得非国家化，因为全球化与一国化的二元属性是不完善的。这又回到我之前所说的，需要真正进行研究，要深入下去，钻进城市经济中，才能发现全球公司在哪里。全球公司并不会说“我就是全球公司”，通常它们都隐藏在多样性的阴影里。

没有完美的全球城市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没有完美的全球城市。我们会看到一些排名，但是排名通常会有偏好。例如公司对这项或那项的偏好等，没有哪个城市能获得很高的分数。我认为，有一些排名做得不错，最好的是日本“森纪念财团”（The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进行研究。

另外一项研究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它也做得相当好——选取60个与全球经济而不是文化相关的变量，满分是100分。获得最高分的是伦敦，大约17分。如果我给我的一位学生打17分，而满分是100分的话，想必他会很不高兴，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成绩，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因此，我想强调的是，第一，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多么光鲜亮丽，没有一座全球城市是完美的。这也使我回到这个概念，我们正在探讨一个网络化的空间，而不是制造一座完美的全球城市。第二，全球公司也不想只待在一个全球城市，哪怕是世界最好的城市。它想要一个全球城市的网络；如何选择城市组合，它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原因，所以这一点也很重要。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不同的城市组合，即使一些城市可能存在严重劣势，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完美的全球城市。当公司走向国际时，它倾向于在具有国家经济入口点功能的多个城市落户。这样的桥接能力至关重要：连接大型和小型全球城市的多通路是全球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也再次说明城市不会简单地彼此竞争。

没有一座全球城市能样样领先

某项研究对75个世界顶尖商业城市的100个因素和变量进行了评估，并向公司询问它们所在城市的情况。让我们看一下纽约和伦敦，它们仍然是最领先的全球城市，但是它们非常不完美。这里有几个惊人的数字，如果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中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在城市中做生意的容易程度，那么对于一个外国公司而言，该变量的一部分就是“易于进入和退出”，即是否容易来到该城市并开始经营生意，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从该变量来看，伦敦排在第43位，在75个城市中排名很低；而纽约排在56位。这让大家了解所有的全球城市有多么不完美，即使是那些位居前列的城市。在合同执行力方面，伦敦排在第47位；在投资保障方面，伦敦排名第21位，投资者保护在全球经济中同样是一项重要指标。以上的例子是让大家了解这种极端的变化性和这些排名的局限性。

研究中还有一项数据凸显出全球化公司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只包括全球化公司，并不包括非政府组织。像孟买和圣保罗这样的城市，它们都是极具实力的金融中心，拥有巨大的市场和金融市场，举足轻重。但是，从全球化公司的视角，它们不考虑那些城市的原因就是社会问题。太多的贫困，太多的无家可归者，太多的不平等，这些都是参与调查的公司说的。的确，在金融领域，它们对孟买和圣保罗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是它们表示：“如果能不去圣保罗和孟买，我就不去。”

为什么？因为那里有太多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穷人中太多的疾病，等等。因此，我认为这个数据很有意思——某些城市正在发生一些明显忽视当地大多数人生活环境的事情，而这些核心企业，它们在商言商，它们不是慈善家，然而它们会说：“考虑到我的生意，我不能去，即使那里有很多我想要的资源”。因此，城市属于市民，并不只有房子和企业。社会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接下来，再让我们来看看作为商务中心的多样化排名（表1）——这是向那些公司询问得到的答案——香港、伦敦，接着是新加坡、上海、迪拜、东京，再看看纽约，只排到了第8位。这也呈现出了极大的变化性，而且纽约的社会问题确实很突出。对城市来说，成为全球城市究竟是好还是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更大的问题，包括社会、生活条件、清洁的空气等等。而不是像某些城市那样，简单地认为“引进全球公司，赚了钱就行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表1  作为世界商务中心的城市排名（前20位）

注：满分为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万事达卡公司对世界商务中心的研究（2008）整理

我再次说明，这是来自公司的说法，而不是来自像我这样关注社会公平的社会学家。这些都是核心企业，从事的都是核心行业。因此，我觉得了解一个城市，应该从街巷步行开始，不同的社区是城市应当保护的宝贵财富。全球化带给城市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城市时代来临之前，纽约、伦敦、东京都曾经历过破产，巴黎也很穷。所以说，全球化会为城市带来惊人的经济活力。

部分原因在于，全球化经济的形成需要城市网络。这一点应该好好加以利用，城市的政治、企业和公民领导人可以与全球公司协商，为他们的城市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政策问题也很重要，我们需要保护弱势群体。为了建造豪华酒店和高楼大厦，纽约市曾经驱逐了成千上万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我认为欧洲城市做的比美国城市要好得多，尽管除了伦敦以外，很多城市并非处于领先地位，但它们的经济十分合理。比如苏黎世，虽说不是这些大城市中的一员，但城市功能非常合理。欧洲城市有着最为认真的社会政策管理， 我认为这是关键所在。

最后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全球城市中保护中产阶级是最具挑战性的。全球城市带来了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他们支付高薪。他们对生活期望值很高，渴望拥有豪华寓所等设施，他们为城市带来了活力，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也带来了对低收入工人的需求。当城市走向全球化时，最脆弱的就是中产阶级。对于很多国家而言，拥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是巨大的成就之一。但是中产阶级现在非常脆弱，想必大家对当今的世界局势都有所了解。南半球新兴的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与北半球的发展趋势相似：极贫和极富的人口数量在不断地上升，老一代的中产阶级也变穷了。如果统治阶级能够明白，全球经济职能可以在强大而繁荣的中产阶级的背景下，而非越来越多的家庭之间产生极度的不平等和极化现象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得更好，就会产生整体的积极成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欧洲的全球城市比美国的全球城市发展得更好。

在我看来，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比较残酷，在那里生存比在一般的城市要艰难得多。武汉的规模相对较小，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城市群，这样或许更易于维持一个合理的中产阶级。目前，中产阶级是个挑战，它正在衰退，出现了贫困现象，如今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失业率。今天，我想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我的结论，要意识到你们城市的专业化差异， 它的优势在哪，特色在哪，历史渊源在哪等；另一个是要出台能够保护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不管是满足社区需求的小型商业，还是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需求——因为这真的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他们正是在城市全球化过程中最受威胁的部分。

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Urbanag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