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读“新加坡模式”的意义：国家资本主义与城市规划

Re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the “Singapore Model”: State Capitalism and Urban Planning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8(1): 116-137

作者：Gavin Shatkin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期《城市研究》推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冲突及脆弱政府”的专辑。专辑里大部分文章都证明了，经历内战之后的城市往往会成为暴力冲突的聚集地。然而，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与这些长期处于社会动乱的城市截然不同，在内战结束短短几年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并以有序城市化进程和低犯罪率成为区域内一个特例。为什么基加利可以摆脱骚乱和冲突，转变成一个区域模范城市呢？作者对这种骚乱城市骤然变为模范城市的路径提出质疑，并针对当地政府治理社会暴力冲突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作者认为，城市政体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基加利模式，需要更加详尽的背景分析。经历过种族屠杀后的基加利成为了众多国际组织的救援和捐助对象，这种外来的救助强化了当地政党政权，再加上卢旺达政府推行权力下放改革，有利于各党派对社会群体进行更多的控制和渗透。与此同时，基加利担负了卢旺达未来的发展远景，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试图将其打造成非洲中、东部的金融科技中心，而社会稳定是先决条件。为达此目的，政府利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组织打压骚乱。基加利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妥善处理国内政党与外来救援组织的关系，并强化自上而下的管治，后冲突时期的城市能在一定时期内确保安稳的环境，实施城市发展远景。然而，作者对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认为在分布着不同种族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城市里，通过强硬打压骚乱的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冲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一直被忽视，冲突隐藏在表面稳定的社会环境里。这些冲突只是被暂时压制而不是被彻底解除，极有可能再次浮现。

从灾难城市到模范城市：后冲突时期基加利的政治、安全和发展

Urban Catastrophe to “Model” City? Politics,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Post-conflict Kigali

源自：Urban Studies, 2013, 50(15): 3185-3202

作者：Tom Goodfellow and Alyson Smith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一直以来，新加坡的城市发展都被认为是富有效率和开明的治理方式。然而绝大多数关于新加坡发展的文献都集中在对其城市形体设计和城市显性政策的描述上，鲜有对其规划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剖析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征用和土地管理对于新加坡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了新加坡国家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及其潜在问题。作者认为，新加坡模式的核心元素是政府在土地市场中的主导作用。首先，1966 年的《土地征用法》赋予了政府以较低成本征用土地的权力，从而使得超过85% 的土地为政府所有。在这一背景下，政府通过出让和再开发项目的规划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也成功实现了城市的更新。第二，政府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来实现对于大型商业地产公司的控股和参股，从而获取收益并整合资源。第三，政府通过公积金、鼓励买卖公屋和房屋更新项目，来使民众的利益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巩固现有的政权。尽管新加坡政府通过土地市场的干预实现了对于建成环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控制，然而这一模式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表现在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度下降，身份感受到削弱，而这些与政府最近所倡导的知识经济和创新氛围相左。如何协调好政治控制和公民参与，是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重温城市联系性

Revisiting City Connectivity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14 (1): 155-177

作者：Ulrich Mans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yi_xiaofeng@126.com

经济全球化下的城市联系已有很多研究，人们似乎更加关注那些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国际城市、世界城市和超级大都市。但是仅有这样的认识显然无法全面理解经济的全球化。来自荷兰的学者采用新的思路研究那些似乎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即非节点城市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侧面。作者的研究对象是苏丹首都喀土穆（绝对是通常认为的非节点城市）的石油产业（第一产业，而非通常经济地理学家研究的生产者服务业）；研究思路则从地方着眼，以地方经济为起点来研究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地位，因为作者相信“每个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参加全球化”。通过创新的自身网络（ego-network）方法，他研究了喀土穆石油行业中的公司在海外设立办公室所选择的对应城市，接着研究这些对应城市之间的网络关系。一方面了解了喀土穆在全球石油行业系统中的地位（它与哪些城市联系，联系强度如何）；另一方面也更好地理解了石油行业全球经济的城市联系网络（与喀土穆对应的城市有哪些，这些城市之间又以什么强度相联系）。

城市增长边界能否遏制城市发展：两重差分估算模型对俄勒冈州的分析

How Well D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Contain Development? Results for Oregon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or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3, 43: 996-1007

作者：Judith A. Dempsey, Andrew J. Plantinga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tsinghua.edu.cn

在中国，城市开发/ 增长边界无论在新城乡规划法，还是在当前国家城镇化政策中都得到高度关注。而在美国，截止2000年，大约有23% 的基本普查单元城市区域采取了遏制城市蔓延的相关政策，包括城市增长边界（UGB）等，以促进城市的紧凑发展。但一些城市经济学家往往对其表示怀疑，早期许多研究结果认为，UGB政策对住房市场价格和城市化率变化的影响作用不大。本文作者认为测度UGB 效果的关键问题在于UGB的区位属性不能被视为是决定土地地块发展价值的外在因子，为此，作者采用了两重差分估算模型方法进行分析。利用1973—2000年间俄勒冈州地区城市增长边界附近地块单元的精细GIS数据库，文章分析了UGB 对遏制城市摊大饼发展的效果。其结论是在俄勒冈州的许多城市，UGB政策的实施对限制城市蔓延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通过两重差分估算模型，UGB的总体效果是将边界内的开发可能性降低了7.3%，而边界外的开发可能性提高了2.7%。但单个城市的UGB效果相差较大，此外UGB能够遏制土地开发，但不能遏制人口增长。

为谁创造有吸引力的场所？知识构建和城市规划的理论—讨论式方法

Creating Attractive Places for Whom? A Discourse -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Knowledge and Planning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 45: 2868-2883

作者：Hans Kjetil Lysgård, Jørn Cruickshank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z.li.2004@gmail.com

本文探讨了在开展挪威第五次区域合作项目的规划编制过程中，评判地区吸引力的方法。研究表明，当建构一个多元争论的模型时，基于差异化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知识碰撞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往往是规划的核心与精华所在。首先，我们要承认不同特征的人群对地方吸引力的认识存在差异；其次，规划应代表绝大多数公众的意见；第三，应保证不同群体的代表都能同坐一堂，共同商榷规划事项。在此过程中，规划者应认识到规划构建不应追求理想化，要接受社会本身的多样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规划者应让这种多样性、差异化呈现在公众的眼前，鼓励多方参与相关政治规划讨论。城市规划不是少数人的发展手段，而是绝大多数人共同完成的蓝图。所以，城市规划注重科学性的同时，更应重视规划的民主性、注重多方利益的博弈。

公交导向的发展除了公交，还需要什么？

Does TOD Need the T?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3, 79: 1, 17-31

作者：Daniel G. Chatman

推荐：周江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zhoujp@gmail.com

公交导向的发展（TOD）已经成为各国、各地区在进行新的土地开发时常常会提到、用到的一个概念。公交显然是TOD中的重要因素。但是，除了公交的可获取性、数量和品质，以及居民到公交站点的可达性，还有什么别的因素能够让TOD更成功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丹·察特曼（Dan Chatman）最近在《美国规划学会会刊》上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基于案例的研究。作者选取居住在新泽西州10个轨道交通站点2英里以内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离站点近的新入住的居民，无论是户均小汽车拥有量、通勤距离和购物出行距离，都比新入住，但是距离站点较远的居民要低。但是，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上述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居民距离站点的远近，而更在于住房的类型、新旧，路面公交服务，路边和路外停车的便利性等因素。作者因此推荐在落实TOD 时，应该针对站点可达性、住房类型设计、楼盘新旧、路面公交和停车等进行通盘考虑；同时，相关考虑的地理范围，不应该只局限于站点周边，而是应尽可能地扩大。

察特曼的以上研究，也间接地反映出了香港、新加坡等地的TOD项目为何能够更成功。在我国大陆地区，楼盘开发、公交服务和路边、路外停车、站点周边之外的规划、建设往往是属于不同的主体，协调难度很大。然而，相关协调不能做好，TOD 的成功将是相当有限的。

形塑场所的连续体：城市设计进程的理论

The Place-shaping Continuum: A Theory of Urban Design Proces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19(1):2-36

作者：Matthew Carmona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城市设计期刊》2014年第一期的大部分文章都聚焦在城市设计学科发展，反思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知识核心与理论根基，而马修·卡莫纳这篇文章是其中很有代表性与创新性的理论论述。该文以对伦敦公共空间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审视了现代城市公共空间形成进程中“文脉”、“程序”与“权力关系”整合发挥的结构性作用，并进而提出了城市设计进程理论；认为该形塑场所的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被该场所的历史性发展模式所影响，为当代政治或者政策导向的政治经济背景所限定，被一组特定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力关系所决定，该进程以其内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足以锚固城市设计的领域，为城市设计学科的知识探索及政策与实践的创新提供目标核心。作者详细阐释了该进程并非单指设计或者开发过程，而是一个包含“设计”、“开发”、“空间使用”与“管理”的综合性结果。该论述抛弃了以往将城市设计视为项目导向的狭隘的形态干预、规范性的设计准则、表现特定风格或倾向的“城市主义”或者对于某种舶来思潮的有限的回应，而认为城市设计是一段不间断的旅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周期性的规划干预、日复一日的使用和长期的管理与维护，场所的形态、社会与经济面貌被持续地塑造与重塑。

事件能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

Que fabrique l’événement ?

源自：Urbanisme, 2013, No. 389

作者：Boris Grésillon, Bertrand Verfaillie, Guy Debord et al.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近年来，传统以“计划”（planification）为特征的城市规划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以“方案”（project）为核心内涵的城市规划。随着城市间竞争日趋白热化，围绕“事件”（event）的城市规划也越发受到重视，不少城市已经把事件置于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那么，什么是事件？它究竟能给城市发展带来什么？法国《城市规划》第389期围绕这些问题组织了11篇主题文章，其中既有学者的理论分析，也有政府官员和项目规划师结合实践的反思。主题文章涉及的案例城市包括“2013欧洲文化之都”马赛、“2004欧洲文化之都”里尔、1992年奥运城市巴塞罗那、1984年冬奥会举办城市萨拉热窝、2015年世博会城市米兰，以及2016年奥运城市里约热内卢等。此外，主题文章对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如法国南特市围绕今年“欧洲绿色之都”称号提出的“可持续事件战略”，法国朗斯市的卢浮宫分馆和城市之间形成的良性发展循环，以及当前围绕事件形成的“情境主义运动”（situationniste movement）对规划实践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