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慧智，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gaohuizhi_1990@163.com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3593786@163.com

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zhendongl@sina.com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了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社会也随即进入物质丰产的轨道，由“匮乏的生产社会”转变为“丰盛的消费社会”[1]。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浪潮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真正在世界范围内铺开，文化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消费文化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被迅速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并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化倾向，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2]，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显著。

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居民消费力的持续上升，文化消费、休闲消费等消费活动呈现出比重大幅增长的趋势。在城市休闲消费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地区因其便捷的区位、迥异于城市的空间景观和生活体验，而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新热点，越来越被纳入城市的总体消费体系之中。

孟德拉斯曾说过，“较之工业的高速增长，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3]。然而铺陈在大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终究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是城市和乡村激烈对撞的场域。城市消费文化的渗入，为衡稳的乡村注入了太多动态变化的因子，它诱致了乡村的社会与空间变革，解构着传统的乡村文化，重塑着乡村空间的新形态。那么，消费经济的大规模注入，是乡村复兴的有效路径，还是乡村异化的幕后推手？是乡村的主动作为，还是城市支配下的被动应对？这类乡村蕴含着怎样的社会关系模式，空间的本质属性和生产机制是怎样的？本文试图运用空间生产理论，深入分析大都市边缘区乡村在消费文化影响下的社会重构与空间变迁现象。

2  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2.1  研究对象

    作为国内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际慢城”，高淳桠溪“生态之旅”体系中的大山村是典型的被纳入大都市空间消费体系的边缘村庄。高淳桠溪“生态之旅”位于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距离南京中心城区约80 km，包括永庆、荆山、桥李、穆家庄、瑶宕、蓝溪等六个行政村，是南京都市区边缘一处优质的生态空间，其中蓝溪行政村内的大山村（自然村）是高淳国际慢城重点打造的村庄。2010年11月27日，高淳桠溪“生态之旅”被国际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称号。之后的两年里，大山村以“国际慢城，美丽乡村”为卖点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物质景观改造、慢生活体验性项目开发以及民俗节庆活动开展等有形和无形的载体，积极全面地展示着当地的“慢文化”。总之，大山村是在现代消费文化、旅游经济的驱动下，大都市边缘区乡村转型的一个典型。本文将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解读和反思高淳国际慢城这种开发模式，一方面是期望以此管窥大都市边缘区乡村消费文化转型的普遍经验和问题，同时可以深入观察伴生于空间消费现象的当下中国新型城乡关系嬗变。

2.2  分析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最早由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列斐伏尔（Lefebvre H.）提出，该理论否定了将空间看做是物质的、中性的场所或容器的传统认知，而是认为空间具有社会属性。伴随着对空间认知的新转向，列斐伏尔进而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转变是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4]。他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还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5]。所以，社会生产模式的演变史也就是一部不同空间类型的变迁史[6]。

在这部空间类型演变史中，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和差异空间三种类型[5]。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强调空间固定的特质，由自然片段构成，是血缘、土地和语言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是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它是一种政治工具，用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强调的是空间的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强调的是空间的使用价值优先于空间的交换价值，是日常生活的[7]、充满活力的空间，是应对强权政治、抵抗抽象逻辑的工具。与列斐伏尔将空间和社会（及其生产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空间思考的核心不同，福柯更多的是讨论空间、权力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微观、具体、策略性的空间政治理论[6]。福柯认为空间的发展与干预过程中涉及很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权力是利益主体进行空间运作的核心资源和重要媒介，而空间的治理能力也以权力调整的形式被反馈给相关主体。

不同的主体对应不同的空间价值关注点，不同的主体权力大小对应不同的空间价值体现，进而对应不同的空间变迁阶段。因此，依据掌握权力资源类型和大小的主体划分就成为本研究的起点。以高淳大山村为例，慢城开发前它本是深藏在丘陵地区中一个不显眼的传统村落，村民、村集体集空间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于一身，空间的生产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空间使用需求，这时的乡村空间是物理的、自然的绝对空间。慢城开发后，政府主导的行政力量、企业主导的经济力量以及游客这支外来的消费力量纷纷进入村庄，各方主体相互博弈，通过联合、排斥等方式完成主体间的结盟和分化，__进而不同的利益主体基于自身的空间价值关注点进行空间生产，从而塑造了新的社会与空间景观，实现了空间的变迁。总结空间中的主体角色和空间变迁的阶段，本研究构建了“利益主体—空间变迁”分析框架，并试图通过对三类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所有者）中两两关系的深入剖析，揭示慢城开发背景下乡村空间的再生产过程，进而反思纳入大都市空间消费体系的边缘乡村可持续发展道路。

3  消费者—生产者：供需关系下的符号化与异质化

3.1  消费者—生产者的供需关系

在大山村成为慢城旅游的主体部分之一后，实际的开发体制将游客和政府—企业联系起来。作为消费者的游客一方受益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盛，同时也忍受着城市环境恶化、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疏远、生活节奏程式化等现代生活的弊端。高淳大山村这个曾经一度贫穷、落后甚至是被遗忘的山村地区，正由于相对闭塞而依然保留着特有的乡村空间景观和异质的文化体验。作为现代社会人群寻求放松的一种空间载体，它符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寻求“健康生活方式”以及体验乡村生活的心理需求，对于久居都市、远离自然、处在全球都市面貌趋同化浪潮下的城市人群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种不断滋生的特色消费文化需求便成为作为生产者的“政府—企业”联盟[8]进行空间生产的重要素材和空间盈利的重要资本。

因此，可以看到，游客作为空间的消费者需要“政府—企业”联盟作为生产者为其服务；生产者为了盈利需要消费者在此消费，双方的利益诉求由此契合，建立起了供需关系。尽管实际上真实的大山村与游客想象中的“慢城”尚有一定差距。由于长期落后，高淳大山村的公共服务匮乏，与外界缺少沟通，人口外流严重，是一处单调、乏味的所在。而游客想象中的慢城则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它除了有传统乡村的诗意、怀旧、闲适和归隐逸趣，更因为“国际慢城”这个名号而多了一份格调和姿态。真实与想象的差距促使生产者以城市消费人群的偏好为导向对空间要素进行重新演绎。他们通过提炼或创造等手段构建出符号化或异质化的空间景观，体现出空间的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

3.2  供需关系作用下的空间景观

3.2.1  乡村空间的符号化

    高淳大山村进行慢城开发的首要工作便是提取当地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并进行加工，使其在旅游消费经济的语境下重新再现出来，烘托着乡土的氛围，强化着乡土概念，成为可供识别的空间符号和可供消费的旅游商品。例如，在自然景观的塑造上，大山村种植了油菜花、梨树、向日葵等植物，塑造兼具生产功能和观赏功能的自然景观。在乡村生活的展示上，村民的居所成为主要的符号载体：大山村统一对进村主干道两侧的民居进行了外观改造，包括立面刷白、砌马头墙、将原有的石头外墙换成竹篱等。改造后的民居升级为“农家乐”，成为城市旅游人群进行休闲消费活动的主要场所。农家的日常饮食也被端上了城市人的餐桌，成为大山村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另外，在旅游经济的驱使下，乡村中日常的生活场景也被分解成各个片段进行表演：定时坐在村口做虎头鞋的老婆婆，用180度高温的锅炒茶的炒茶工，穿着统一蓝布花袄的采茶姑娘都是这场表演中的演员。

    如果说以上空间的符号建构和符号堆砌手段与其他地区的乡村旅游并无显著的差异，那么高淳大山村对符号最大的经营实则是对“国际慢城”名号的利用，即空间本身成为最具价值的符号，成为消费的对象。大山村中处处充斥着“蜗牛”（国际慢城协会的标志）符号，写有“中国第一慢城”的标牌时刻在提醒游客“慢城”称号的独特性。这时，与其说大山村售卖的是乡土资源，不如说是在售卖“慢城”这个独一无二的符号。对于游客来讲，他们也更为重视“慢城”称号所代表的“格调”以及自己在对于慢生活的追求中所表现的“品味”和“姿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再次有力地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消费”往往比“消费什么”更有意义。

由此可见，在旅游经济的特殊语境下，现实场景被有意地屏蔽和重新安排了。大山村通过对消费者“乡村性”追求的迎合，对空间景观进行层层筛选和提纯，呈现出一场场经过精心排练的乡村“主题表演”。在此过程中，生产者有意模糊真实和虚构的界限，有意忽略地方的历史性与演进性。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的是，大山村的这种开发模式在带来丰厚旅游收入的同时，这种肤浅、虚假的建构方式可能会导致原有的日常生活意象及当地人文精神丧失，进而导致本地失去长久的可持续发展的魅力。

3.2.2  乡村空间的异质化

高淳大山村的慢城开发是外部城市力量作用于乡村的一种形式。城市游客携带着城市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消费习惯介入乡村，带来了对乡村地区的空间革新。如今的大山村已然面目一新，人们已经很难断言这里究竟是乡村还是城市。例如，在设施建设方面，大山村增设了硬质的活动广场、停车场、运动场所、亲水平台等设施；在休闲体验方面，大山村组织开展了户外骑行、影视拍摄、真人CS、流行歌手演出、篝火晚会等活动。这种将当前城市中最潮流的休闲消费娱乐基因嫁接到乡村的环境中的做法，实际上是以游客的偏好为引导的文化异质化进而带动空间异质化的过程。实际上这种空间景观丧失了对当地自然空间、地点、景物的依赖，而是迎合城市游客的偏好，将一切新颖的、吸引眼球的、宣传个性的和激发情感的消费形式都移植到大山村这个空间载体中来，在消费主体的积极响应下自行构建为一套新的符号体系，并被赋予新的文化意义、象征意义，从本质上看是对大山村原有本土文化的挤压。

4  消费者—所有者：竞争关系下的错位化与排他化

4.1  消费者—所有者的竞争关系

    高淳大山村的乡村空间在历史上长期为本地原住民所用，然而随着慢城开发后大量游客的介入，消费者和所有者同时成为乡村空间的使用者。由于不同的空间使用需求差异，两者倾向于不同的空间生产方式和空间景观。作为游客一方，他们在村庄中的活动需求主要是满足特色休闲消费渴望；而作为村民一方，大山村是他们祖祖辈辈生存生活的地方，他们需要空间更加宁静、舒适和实用。从类型上看，两者的需求或许有部分重叠，但从时序上讲，两者依然存在一定的需求主次差异。对于游客这一主体而言，比起一个垃圾筒，他们更倾向于一座凉亭；比起一条柏油路，他们更倾向于一条木栈道；比起一个杂货店，他们更倾向于一个特色旅游纪念品商店……而村民的需求则可能是相反的。事实上一方面受限于作为生产者的政府—企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也受限于乡村有限的空间资源，两者的需求往往难以同时满足，于是双方便形成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关系，从而影响空间资源的再分配。

高淳国际慢城的消费化属性和以利益为导向的开发模式，导致了主客体的倒置。原本属于空间主人的村民对空间增值无益，因此对空间生产的影响也有限；而原本作为空间客体的游客则由于是新空间的主要消费者，在“顾客就是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下，反客为主，具有了优先于村民的强大态势。于是乡村空间最终表现为受“他者”（other）偏好支配的空间营造，作为主体的村民空间需求则被一再置后，空间景观呈现出抽象价值压制使用价值的错位现象。此外，为了实现对这种空间竞争结果的巩固，获取空间资源的有力主体会进一步加强对空间标签化，形成强烈的身份区隔和空间排他性。

4.2  竞争关系作用下的空间景观

4.2.1  乡村空间的错位化

    高淳慢城自开发以来，政府以“整洁、生态、文化、特色”为工作重点对村庄进行了墙面出新、村庄绿化、增设景观小品以及祠堂修复和保护等工作。但是与这些展示性的空间整治、空间改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村庄中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依然落后，许多村庄至今没有自来水，排污设施也不完善，农家乐直接将水排到村前的水塘，随着游客量增大，环境压力正在不断加大。同时，随着开发的进行，乡村中涌现出众多的农家乐、特色农产品销售商店、旅游纪念品销售商店等服务于旅游开发的商业空间，而本地村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社区服务等空间建设则显著滞后。

在慢城开发中，本地村民从空间的主人沦落为开发中的边缘人，在经济性和制度性隔离的影响下，其改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机会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这也是以政府—企业等商业投资者的安全回报和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旅游开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还需要关注到的是，在这场由政府—企业强势操盘的“国际慢城”旅游开放行动中，原有的村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往往具有较少的话语权，纵然不满于旅游开发中的种种问题，却也是无计可施。

4.2.2  乡村空间的排他化

    在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驱动下，大山村正在被塑造成为典型的二元空间，本地人的空间、外地人的空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隔离，从而产生了明确的空间排他性。调查中，经营“蜗牛农家乐”的老板吴先生是位典型的80后文艺青年，当他得知自己的家乡被授予国际慢城称号后，当即在西祠胡同论坛申请了一个高淳国际慢城版面，之后不久又在大山村开了一家农家乐作为版友在慢城的版聚点。这处农家乐的风格与一般农家乐有显著的不同，清新浪漫的墙绘、复古风格的粘贴画以及音箱中流淌的慵懒的轻音乐等流行于当代都市青年人之间的元素，让它更像是城市中洋溢着小资情调的休闲场所。在经营模式上，这家农家乐除了经营餐饮以外，还不定期举办帐篷节、啤酒节、自助烧烤等活动，成为版友们休闲放松的一个好去处，同时也成为本地村民望而却步的地方。

这是一个空间排他化的典型案例。游客为了放松休闲来到慢城，占据空间并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改造，这类空间往往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品位的痕迹，却与本土空间格格不入。不仅如此，这类空间的服务对象也远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普通的大众游客。如果说前文提到的主客体的空间错位现象或许尚能给本地村民带来些许的经济收益，那么，这里所说的空间排他化现象则变成外来特殊的游客群体对本土乡村空间的霸占和垄断，它完全将本土人群和元素剥离出去，按照新的身份认同评价标准形成了一种区隔的空间——传统融合有机的乡村聚落变成了充斥着城乡隔阂的“二元社区”[9]。

5  生产者—所有者：支配关系下的分异化

5.1  生产者—所有者的支配关系

由政府—企业联手所构成的生产者在高淳慢城开发中拥有强势话语权，并对原来为村民所占有的空间生产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剥夺，从前期规划、土地开发直至开发后的所得分配都由其掌控。一定意义上，政府—企业构成的增长联盟实际掌控了对乡村空间终极意义上的操控权，成为空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而村民和村集体则客居一隅。生产者和空间的所有者——原住村民的关系也随之转变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生产者一方决定最终的空间生产，村民唯一能做的就是顺应生产联盟的空间生产意图并尽量争取其认同，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分成。如果说慢城开发前，村庄中主要存在的是网络状的本土村民关系，那么随着生产者这个强大主体的介入，他们通过直接扶持部分村民或间接授予他们特殊权利、身份，从而使一些村民向他们投靠，而旅游经济带来的竞争关系使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也日益趋于社会化、复杂化，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原子化”[10]的村民关系和向心状的生产者—所有者关系共存的态势。被生产者选中的那些村民成为空间生产联盟中一员，通过对空间交换价值的追求实现收入的增长，进而具有实现空间使用价值的能力；而未被生产者选中的那些村民则被排斥，失去空间景观与生活质量改善的机会。

5.2  支配关系作用下的空间景观

    为了降低成本、风险以及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生产者往往倾向于选择部分精英农户作为合作者。这些精英农户主要是村庄中的特权者，他们或者作为管理者掌握一定的权力资源，或者作为村里和外界接触的媒介，掌握信息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些特殊的资源便成为被生产者选中的重要资本。例如在慢城开发之初，政府就在大山村选取了六家农家乐进行先期帮扶，帮扶措施除了统一装修、购置餐具外，还指定这些农家乐为政府部门接待的“对口就餐点”。例如谈到其中一家农家乐时，慢城管委会的领导说：“我们为什么选他呢？他以前就在南京做酒店装潢，妻子在招待所工作，眼光就和别人不一样也有经验，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他会搞好。”

现场调研中也发现，有些农家乐店主已经外出打工，崭新的农家乐招牌下贴上了房屋出租的告示。当这些村民被问及为什么无法经营下去的原因时，他们无奈地说：“没人来怎么开？客人都是村委会领导安排，没关系开不起来的。你看那家，就周末有点儿散客，还把一家人都困在这里，实在是不值得。”

权力下放时的机会不均导致了村庄中的社会收入分化，原本风貌均质的村落也相应出现了新与旧、齐与乱，甚至是有与无共存的差异景观格局。有的农家房屋崭新、院落精致、装潢别致，有的农家则鲜有整治。另外，慢城开发后为了不影响村庄景观，村民不再被允许进行户外养殖。一些村民只得将家禽家畜赶进屋，导致生活条件和居住品质进一步下降。在一个被视觉消费、景观消费所左右的旅游经济体系中，乡村空间景观的分异实质上阻断了弱势群体改善生活、获取收益的渠道，而这又进一步固化了既有的二元结构。

6  结论与讨论

    在大都市边缘区这个城市和乡村激烈碰撞的特殊空间里，消费文化正以一种新兴的姿态切人其中，形成一部推动乡村空间、社会变革的巨大空间生产机器。传统村落的现实空间正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交换价值和抽象价值所主导的商业消费空间，乡村空间的使用价值或者被压制，或者在政治、资本的主导下有选择地被动实现嬗变。在这些乡村中，列斐伏尔认为可以大有作为的日常生活不仅没有出现反抗的态势，反而顺从于强大的外部政治资本力量，成为抽象空间生产的“合谋”。而抽象空间设计和管理的要义便是要方便资本的循环和积累，也即要保证商业投资的安全回收与增值。于是，在利益驱使下，这些大都市边缘的乡村空间成为了新的权力、资本的活动中心和空间再生产的工具。

    大都市边缘区乡村的空间消费实质是全球消费文化蔓延和本土城乡二元结构叠合的产物。乡村空间的生产关注的不再是对传统乡村空间原真性的保护和传承，而是在城市消费者的强势话语权下被动生产的空间符号，对城市有着强烈的依存关系，处处彰显出乡村在城市的审美取向下所做出的被动改变。在景观表象上，乡村不得不尽可能地满足消费者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想象，为消费者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消费体验”（spectacular experience of consumption），或者说是一种消费的“氛围”（atmosphere）[11-13]，以尽可能地激发其消费的欲望。这也反映出在消费文化的新语境中，城市对乡村正由过去的显性剥夺向隐性规训（disciplines）[14]转变。

正如列斐伏尔所认为的那样，城市将被一种城市化过程，或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被一种空间的生产过程所取代，这种过程以一种新的、陌生的方式将全球和地方、城市和乡村、中心和边缘连接了起来[4]。中国的空间资本化的现象也不仅局限在狭义上的城市地区，广大的乡村地区也正在成为资本运作的新舞台。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中国更多的乡村地区可能面临空间异化、文化失落以及社会矛盾累积等危险。因此，中国广大的乡村必须摆脱单一对城市消费文化需求的依赖，因地制宜地积极寻求一条自我经济社会复兴、空间重塑的路径，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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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德拉斯 H. 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4]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5]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G].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6]     李志明. 空间、权力与反抗: 城中村违法建设的空间政治解析[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7]     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8]     Molotch H L.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82): 309-330.

[9]     周大鸣. 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J]. 中山大学学报, 2000(2): 107-112.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11]   Mark Gottdiener. The Theming of America: Dreams, Media fantasies, and Themed Environments[M]. Oxford: Westview Press, 2001.

[12]   Jayne Mark. Cities and Consump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13]   Miles Malcolm, Miles Steven. Consuming Citie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4]   米歇尔•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 扬远婴, 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本文编辑： 许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