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s’ Digest

主持人：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区域规划中的信任与治理

Trust and Governance in Regional Planning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3, 84(3): 283-312

作者：Malcolm Tait, Carsten Jahn Hansen

推荐：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zhendongl@sina.com

“信任危机”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导致了对于区域规划角色的重塑。通过对英国和丹麦大量区域规划相关文献的收集以及大量相关人士的访谈，论文比较了两国区域规划的命运，显示了两国在应对信任危机方面的异同，并试图发现重建规划信任的可操作办法。两国的案例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反思区域规划和重新在规划中嵌入信任的方式：英国普遍的特色是加强政府的正式机制和规划程序，而丹麦则在发展协同治理、协同决策过程上更为突出。虽然这些做法有助于增强部分信任，但无法植入对区域规划理念的最根本的信任。因为无论是增强协作、人际交流和程序透明度都不足以解决内生于区域规划中的信任关系的复杂性。而发展一套被信任的治理体系有赖于正式规则、人际互动、专业知识和基本价值观的复杂结合。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认为规划师要重建公众对于区域规划的信任，首先需要增强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其次，规划师需要成为“网络专业人士”，即凭借其在不同利益中的居中调解能力建立信任；第三，规划师要更直接地意识到他们在意识观念领域的政治地位，从而遵从特定的价值观，并与相似的群体结盟。

美国能源密集型产业门类布局

The Distribution of Energy-intensive Sectors in the USA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13 (5): 871-888

作者：Thomas O. Michielseny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yi_xiaofeng@126.com

什么决定产业的区位？作者认为，以往的工业布局研究中，能源的因素往往被忽视，对其重视程度远低于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因此，他收集了美国50个州86个制造业门类在2001—2009年间的数据，分析能源与工业布局的关系。研究发现，能源在美国的制造业中比资本和技术工人更为重要：产业有强烈的动机布局在离能源基地很近的地方，因为可以最小化运输费用并利用能源补贴的政策；在美国，大的常规能源基地也是高度集中的，例如泡德河谷地区就拥有美国40% 的煤炭储量，直接影响了某些工业的区域布局格局；不同的能源丰富程度是造成区域专业化的重要动力，例如化工和金属行业的能源费用占了5%~15% 的营业额。作者进一步建议政策制定者要重视能源政策，通过对核能、太阳能和风能的投资来影响某个区域能源的提供，从而为能源密集行业带来增值和就业，进而改变产业布局的形态和区域的投资环境。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阶段，在制定产业布局规划或区域经济政策时，对能源基地建设和能源政策的研究也应进一步加强。

向空发展：高速公路中线上的轻轨交通站城市设计

Up in the Air: Urban Design for Light Rail Transit Stations in Highway Median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3(3): 313-339

作者：Anastasia Loukaitou-Sideris, Harrison Higgins, Dana Cuff & Dan Oprea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好的城市设计是创造交通转换站与周边社区良好连接关系的基本前提。近来，为了节省土地征用费、尽量减少各种交通间的冲突以及提高火车运行速度，美国许多城市的交通机构正在高速公路的中线上方修建轻轨系统，但抬高的轻轨站很难与周边社区建立起良好的连通，因此实际上并不利于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这篇文章以洛杉矶绿线与金线沿线的14个高速公路中线上的架空轻轨站为考察对象，记录了将其整合进入周边城市网络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而以相关的成功的城市设计案例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在不同开发环境与条件下提高可达性的干预措施与补救办法，并在绿线沿线的四个轻轨站对其中的一些措施进行了测试。

该研究应用了形态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与亚历山大等人在《模式语言》中所做相似：记录实证问题并尝试提出相关建议。但该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没有简单的解决公式，即没有所谓匹配不同车站类型的解决方案。它的建议并非守则式的问题解决手册，而是承认开发环境与条件的重要性，认为场地的特性、房地产市场环境和开发规则等条件都是决定最终综合解决方案的重要考虑因素。中国的许多城市目前也在进行沿高速路中线架设轻轨的建设，因此该研究的切入点、方法与成果非常值得相关人士一读。

复杂地方情境中的协作式规划：以澳大利亚悉尼地区的一个伊斯兰学校为例

Collaborative Planning in a Complex Local Context: The Case of an Islamic School inSydney,Australia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3, 33(2): 204-214

作者：Laura Beth Bugg

推荐：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自上世纪末以来，协作式规划越来越代表一种规划范式转型，对规划理论和实践皆产生重要影响。协作式规划强调多方利益主体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广泛参与规划规程，以实现最优的规划结果。这一理念被政府以及规划师广泛接受，也在实践中积极实施。但是，能否真正实现协作式规划理念所倡导的效果，还取决于多种地方性因素。本文选取澳大利亚悉尼地区的一所伊斯兰学校项目的申请为例，以说明这点。该伊斯兰学校由一家伊斯兰背景的非营利机构申请建设，选址位于以白人基督教居民为多数的悉尼郊区Camden。协作式规划在该项目审批过程中得到充分实施，广泛吸收多方，尤其是社区居民的意见。最后，由于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对，项目没有得到审批。通过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半结构化访谈（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 和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作者分析认为：一些隐性的社会网络、权利和政治关系、排外情绪和种族主义阻止了代表学校方的伊斯兰群体有效参与协作式规划过程，进而影响了他们声音的表达，并最终导致他们无法左右规划结果。协作式规划的成功实施需要考虑多种地方性因素，该案例的深度分析对中国复杂情境中的规划实践有借鉴作用。

周旋于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精明城市的政见之争

Grappling withSmartCityPolitics in an Era of Market Triumphalism

源自：Urban Studies, 2013, 50(11): 2151-2157

作者：David Gibbs, Rob Krueger, GordonMacLeod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jiangxu@cuhk.edu.hk

有关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新概念层出不穷，如新城市主义、紧凑城市、精明增长等。与以往不同，这些概念比较综合，融合了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也得到政府、规划师及环保团体的积极配合。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往往与精明增长原则相冲突，如城市蔓延、过量的汽车通勤、社会不公等现象。市场调节手段是否真能帮助我们实现乌托邦式的“新城市主义”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城市研究》推出了此次专辑，收录多篇文章，从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发展概念背后的政治经济过程，并对相关规划实践提出批判。前三篇文章（Kate Shaw, Andrew Goetz & Gordon MacLeod）主要分析了城市发展项目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层级、政治文化及经济基础影响下一次次被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Shaw 以墨尔本码头改造项目为例，探讨了在过去二十年间用于描述改造项目的各种话语及其策略背景。近年来，可持续性等概念被陆续嫁接到城市政体和发展理论的应用上，专辑里有三篇文章专门针对这些新兴的“精明”城市概念进行研究分析，揭示了这些概念产生与实践的政治过程。例如，Eliot Tretter试图用城市政体理论解释德州奥斯汀案例。结论表明，尽管精明增长有利于环保，但还是很难达到经济、社会及环境共赢的局面。专辑中第三批文章围绕城市可持续性论题，关注在地方区域尺度上土地利用的变化。Hamil Pearsall以纽约郭瓦纳斯运河改造为例，阐述了当地邻里联盟如何通过运用联邦政府的《超级基金法》来反对市政府的规划决议并影响改造过程。专辑最后三篇文章关注精明增长的积极效应，如Herrschel 认为精明增长可以作为协调冲突的框架。此次专辑十分有意义，多位作者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谁制订议程，又是谁被赋予实施的权利。

公共汽车与轨道交通投资是零和游戏吗？

Is Bus Versus Rail Investment a Zero-Sum Game?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3, 79(1): 5-15

作者：Jonathan Levine

推荐：周江评，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zhoujp@gmail.com

近10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兴建地下轨道交通。一些人的想法是，地下轨道交通将占去城市公共交通投资总量越来越多的份额，此消彼长，长此以往公共汽车所获得的投资比例或者总量，可能会是走下坡路。这个观点，短期看可能是有道理的。长期呢？这个观点是对是错？最近，密歇根大学教授乔纳森·勒崴(Jonathan Levine)在《美国规划学会会刊》上撰文，用基于十多年的美国公共交通投资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轨道交通和路面公交其实是一对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它们获得的公共投资从长期看，其实是同上同下。为此，勒崴认为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解释地下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恰当，即轨道交通或公共汽车所获得的投资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人们考虑这两个交通模式时，不应该只盯着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各自获得的公共投资及其乘客支付票价所组成的一个封闭系统；而应该考虑到，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组成了一个更大的交通系统，它应该是开放的、共生共荣的。换言之，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联手，可以带来全社会对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更多的关注、投资和使用。

生态、能源和城市

Ecology, Energy and Cities

源自：Urbanisme, 2013, H.S.: 45

作者：Cécile DUFLOT, Jacques PÉLISSARD, et al.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法国《城市规划》杂志7—8 月因假期停刊一期，但出版了一期以“生态、能源和城市”为主题的副刊。近来，“能源转型”（energy transition）成为欧盟国家（尤其是法国）广泛的社会议题。在此背景下，杂志组织了法国中央政府官员、市长和地方议员、相关学会机构负责人、欧盟官员以及相关学者就“能源转型与地方发展和公共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圆桌讨论。以此为契机，围绕“能源转型”的工具手段、针对问题、相关研究和学术观点这四个方面，组织出版了系列主题文章。其中传递的主要观点包括：能源问题和城市与地域空间的建设发展及总体战略密切相关、能源转型从根本上说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地域管治对能源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持续城市的建设对能源转型具有示范性的推动作用。专辑介绍了大巴黎地区、大里昂地区、波尔多—南特地区等地的实际案例，以及法国梅斯市在能源生产和管理上所取得的经验，还有以地方分权为主要特征的德国能源转型模式。

迁往郊区：中国郊区发展的需求驱动机制

Moving to the Suburbs: Demand-side Driving Forces of Suburban Growth inChina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45): 1823-1844

作者：Jie Shen, Fulong Wu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lizhig@mail.sysu.edu.cn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部分大都市的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就其机制而言，多数学者从宏观层面对郊区化加以研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配置国有土地进行城市扩展与结构化调整。本文创新性地从市场需求的微观层面出发，通过调查上海市郊松江区，探讨其人口结构、郊区化驱动机制及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郊区化的发展伴随着人口异质化、发展模式差异化和空间的分割。松江区居民主要由当地居民、来自市中心的市民和外来移民三部分构成，居住的驱动力主要包括良好的居住环境、就业机会、低廉的房价、前往市中心的快速通道和高质量的商品房。相对来说，外来移民的郊区化主要受工作因子影响：制造业类型的职位集中在郊区，同时郊区为他们提供低廉住房。而本地以及来自市中心的居民的选择往往以消费为导向，以投资手段在郊区购房或借此进入租赁市场。中国郊区化更多是向中密度到高密度的住宅模式发展，这也得益于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空间方面，同质高密度和异质化的城市生活方式仍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本文创造性地指出，当郊区化对不同群体的意义不同时，社会分层和空间不均衡也会随着这一进程固化。通过这一案例，作者倡导中国郊区化研究从“面向城市”的宏观研究向“寄居于郊区的弱势人群”的微观研究转变。

轻轨：请改变所有！以后结构视角分析全球交通概念的迅速蔓延

Light Rail: All change please! A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Mushrooming of a Transport Concept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3, 12(3): 290-310

作者：Arnoud Lagendijk, Sophia Boertjes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后结构主义是当前影响规划理论最深的哲学思潮之一。但是它和后现代主义一样，影响的体现和规划理论对思潮的回应非常宽泛，本文提到的灵活且包容性的规划方法即是其中一种。作者以荷兰奈梅亨市的轻轨投资为案例，探讨了规划思想和实践的全球传播过程，以及地方上如何通过形成当地能力（local capacities）来回应一些全球各地都会遇到的规划上的难题。思想和实践的流传也是近年来规划界探讨的热点之一，相关的分析方法有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和制度分析等。作者在此用了后结构主义视点来分析这一问题。在对当地能力的建立进行分析时，德勒兹和瓜塔里等人的集群理论（assemblage theory）被引入，轻轨被视为一个“集群”。“编码”（coding）“、图解”（diagram）、“参照平面”（plane of reference）、“内在平面”（plane of immanence）、“吸引子”（attractor）、“分布的能动性”（distributed agency）、“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等概念被用来理解轻轨这一规划概念如何形成能够应对规划挑战的当地能力，而当地的能力同时也丰富了“全球”的经验库。通过上述分析，作者还对如何在规划理论中理解后结构主义进行了澄清，即它并不仅意味着规划要更加灵活、让更多人参与、具有更强的赋权能力和应对性。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就成了老生常谈，后结构主义的新意在于，它讲述了一个“构成”（constitution）的故事，而构成从根本上讲是偶然和不定的。也就是说，构成真实的过程是不确定的，无法通过基础的、先验的逻辑去理解。在规划当中，后结构主义并非仅关注流动性、灵活性、弹性等，它同时关注规划实践的各种不稳定和稳定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