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的社会住宅区当何去何从？
Que faire des années 1970 ?
源自：Urbanisme, 2013(388)
作者：Vincent Veschambre, Rémi Papillault,Antoine Loubière et al.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法语中有一个专有名词“Grand ensemble”，特指那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由政府在城市郊区投资建设的规模宏大的社会住宅区。这些社会住宅区的规划完全遵循了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规划思想，布局形态以点条状的现代高层住宅为主。战后30 年是法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黄金时期，法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兴建了大量的社会住宅区，以解决数以百万计的产业工人和移民的居住问题。但随之而来的两次石油危机，彻底改变了欧洲经济的乐观局面，由于一些郊区工厂停产或未能按计划建设，社会住宅区中的大量居民面临失业的威胁，社会住宅区也退化成为隔离于城市的孤岛，滋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90 年代以来，国家政府开始针对郊区的社会住宅区，制定了专门的社会发展计划和城市更新计划，其中包括大规模拆除一些问题严重的社会住宅区。法国的Grand ensemble 也成为学者在批判现代城市规划时，经常引用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改造计划的推进，大量社会住宅区被整体拆除，一些学者和建筑规划师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一些建设于黄金30 年后期的社会住宅区，凝聚了“现代建筑运动”的思想精髓和一代建筑师的建筑梦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此外，许多当地居民至今仍对社会住宅区保留着危机来临之前的美好记忆，是否应当对这些特殊的“城市遗产”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法国《城市规划》388 期围绕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编选了13 篇主题文章，其作者既有历史学家和理论学者，也有参与、从事社会住宅区改建计划的建筑师、政府代表和社会住宅管理机构代表。通过阅读对Grand ensemble 这一特殊对象的讨论，也可以了解到当前欧洲学界对现代城市规划以及1970年代的规划实践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关于危机前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
Debate on Neoliberalism in and after the Neoliberal Crisis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3):1053-1057
作者：Manuel B. Aalbers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金融危机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自2007 年以来，学者开始探讨新自由主义在危机时和危机之后的动向。文章通过介绍新自由主义与危机的关系，并引用了来自不同层面观点的文献进行分析，最后提出值得继续思考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基于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部分教义，但又与其有所区别，而且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新自由主义不是市场的自发生长，而是意味着借由国家力量，将市场强制注入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要义。作者从三个方面总结了金融危机之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相关文献。第一层面是以罗尔尼克（Rolnik）为代表的，认为城市住房的过度商品化是危机的根源，造成了市场对于居住权的剥夺；第二层面，是来自奥斯特林克（Oosterlynck）和冈萨雷斯（Gonzalez）的文献，他们认为危机应该被视为一种机遇，以重塑城市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实现资本积累与管制的场所空间；第三层面，是以奥尔贝茨（Aalbers）为代表的，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也许不再为人所齿，但其在实践中改头换面仍然生机勃勃。最后作者又引入佩克（Peck）的文献，他在之前的基础上，提出新自由主义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总结和分析各路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作为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消亡是否会带来事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作者认为需要更多关于全球、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危机反应的研究以回答上述问题。

在国际选美竞赛中激发城市：空间规划的表现性和地方品牌化的虚构奇观
Sexing up the C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Beauty Contest: The Performative Nature of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Fictive Spectacle of Place Branding
源自：Town Planning Review, 2013, 84(2):251-274
作者：Philip Boland
推荐：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zhendongl@sina.com

随着城市在物质层面、符号层面以及话语层面的转型，空间规划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规划不再首先关注土地利用决策，而是聚焦于更广泛的空间规划问题，例如“地方的动力”，“规划行动”在提高“地方品质”中的角色等。与此同时，城市企业主义在理论上显示了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巨大变化。全球化、资本的高流动性和地区间竞争导致了以“地方战争”为特色的城市营销的“剧烈爆发”。作者试图回应众多有关空间规划和城市品牌化关系的研究和讨论。通过对利物浦的观察，作者分析了重要的规划项目和著名事件（欧洲文化之都）导致城市建成空间和文化景观转变的过程。尤其通过聚焦空间规划的表现性，揭示它如何在物质、符号以及话语方面将利物浦从一个“贱民城市”重塑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另一方面，论文展示了重要的经济社会数据集，并对再品牌化进行了批评性解读，以显示它是如何呈现了一个关于利物浦的不准确的表现。大量证据显示，关于利物浦的更准确的标签是极化的、分裂的城市，城市品牌化的虚构奇观是令人质疑的。而空间规划更真实的角色其实是城市品牌化诡辩的附属物。事实上，利物浦的故事在当今中国有很多镜像，值得城市研究者总结、比较。

规划与看不见的手：同盟还是对手？
Planning and the Invisible Hand: Allies or Adversaries?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3, 12(2): 199-210
作者：Randall G. Holcombe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自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且一直没有大规模重振的迹象。由于上一次在1970 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1980 年代以后新右翼与新自由主义成为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主流，并对规划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英国），所以这一次经济衰退对规划的影响，尤其是更为深层的市场与规划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作者作为经济学教授，将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提法（而非概念）引入规划研究领域，从经济学视角对规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自上而下的规划的问题进行了评判。作者认为“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它将个人的零
散的规划（或利益诉求）协调起来，促进（或许并非出自他本心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因而，规划与市场的关系应和了19 世纪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时，规划的作用是抵消市场力量，与看不见的手为敌。这时的规划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它希望推翻自发的市场秩序形成的次优结果，代之以最优，是一种统治式的规划（teleocratic planning）。但有时，规划又建立在自发的市场秩序之上，与之结盟。这时的规划则是自下而上的规划，个人（或利益相关者）的意愿或计划就是通过看不见的手才协调起来的，是一种法治的规划（nomocratic planning）。作者举例分析了在很多情况下，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用规划希望达到的目的，即避免出现不相容的土地利用（如把加油站设置在居住区里）。因为看不见的手希望实现土地价值最大化以及从社会角度而言最有效的土地利用模式，而妨害法准则（law of nuisance，即自由的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利益）能够放大看不见的手的这种作用，而且该准则对土地使用的调控在几个方面都优于区划。作者也分析了为何统治式的规划师希望的高密度土地利用、鼓励公交及非机动车出行方式的交通规划与人们的意愿相悖，尤其是当个人财富增加时。一旦意识到自下而上的规划形成了有序的结果，就会发现政府对市场参与者的事务干涉过多，但对政府本身的行为却规划不足。规划要形成的是一系列规则，个人在遵守这些规则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规划；规划不应当是直接指导个人要如何行事。规划师要想使规划更为成功，要做的是帮助而非阻挠人们实现愿望，拥有经济学所说的“正常商品”——更大的居住空间、更多出行自主权的私家车，等等。

毫无防备的（非）正义：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生态灾害
Unscripted (In)Justice: Exposure to Ecological Hazards in Metropolitan Accra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45:1199-1218
作者：Martin Oteng-Ababio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lizhig@mail.sysu.edu.c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猛发展，同时也引发了诸多新的城市问题，如社会不公平、空间隔离和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以人为本，构建新型城镇化”，如何通过城镇化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本文正是针对城市社会公正问题展开，研究基于第一手数据和其他辅助材料，通过对阿克拉（Accra，加纳首都）城市垃圾处理问题的历史回顾，探讨了新劳动主义背景下因社会不公平而引发的城市体制演化机制。作者指出，解决城市不公问题是推进城市环境管理、提升市民健康水平和保证社会凝聚力的最有效方法。文章探讨了在城市治理和城市规划过程中解决城市不公问题的策略：其一，地方政府应在经济发展背景下加快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和完善社会服务设施；其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涉及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时，应引导社会底层市民参与决策过程；其三，地方政府不能固守原有体制，而应逐步采取行动，改变原有“固定边界”（推倒“那一面看着同伴忍受各种苦难的冷漠之墙”）。只有当城市底层市民同样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推动者时，良好的城市管治才能得以建立。作者强调，在城市管治中，无论是制定政策、预算设定和公共投资，都应以城市底层为中心加以考虑。可见，作为引导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城市规划应通过公众参与和弹性化规划等手段，始终关注和维护社会
公平，促进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

城市环境公平运动的新方向：重建社区、治疗创伤、重塑场所
New Directions in Urban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building Community, Addressing Trauma, and Remaking Place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3, 33(2): 160-175.
作者：Isabelle Anguelovski
推荐：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传统的环境公平研究侧重弱势群体在环境污染、资源掠夺等方面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环境问题对健康损害的成因和后果等，在区域上以美国为重点。最近的研究重点包括场所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环境公平运动框架和诉求的衍变、环境公平与其他更广泛需求和过程之间的关系等。作者选取三个代表性的城市（波士顿、巴萨罗纳、哈瓦那），对它们的环境公平运动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包括对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访谈、作者的参与式观察, 以及二手文献资料分析等。这三个不同城市的环境公平运动展现出共同的特征，即都涉及到环境的整体性更新需求，包括重建社区、重塑场所以及从生理和心理两个维度提高社区健康等。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环境冲突与日俱增，但环境公平运动发展及其研究都尚处于开始阶段。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城市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对中国城市环境公平研究有参考价值。

通过动态定价优化停车：旧金山根据需求确定停车价格的评估
Getting the Prices Right: An Evaluation of Pricing Parking by Demand in San
Francisco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3, 79(1): 67-81
作者：Gregory Pierce & Donald Shoup
推荐：周江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zjp@iastate.edu.

现代大城市里的人们，对小汽车和相关的停车问题，可以说又爱又恨。爱的是小汽车的使用和便利的停车，可以带来舒适、个性和便捷的可达性，让城市巨大的用地规模，甚至是土地蔓延也没有阻碍人们相互的交往和享受大城市的各种机会；恨的是小汽车的泛滥和不足的停车，带来了道路交通拥挤、过量的空气尾气、噪音、振动和令人泄气的四处找停车位的苦恼，削减了大城市的吸引力。因此，对于城市管理者、规划者而言，适度地为小汽车使用及停车问题做出安排，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世界上著名的停车研究专家多纳德· 索普和他的博士生葛莱阁里· 皮尔斯一起，以旧金山为例说明了动态定价可以如何优化停车。他们的研究证实了动态变化的价格确实可以用来优化停车。另外，停车者对于停车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他们发现1% 的停车价格变化，会减少0.4% 的停车需求。对于不少中国城市，停车难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对于这些城市管理和规划者而言，一方面需要考虑停车位是否要适度增加，另一方面，也值得考虑利用价格杠杆，优化已有停车位的使用效率。因此，索普和皮尔斯的这篇集理论和案例为一体的论文，值得有关人员参考。

交通基础设施的生产力分析：实验性证明的统合分析
The Productivity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 Metaanalysis of Empirical Evidence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3: 43: 695-706
作者：Patricia C. Melo, Daniel J. Graham, Ruben Brage-Ardao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mail.tsinghua.edu.cn

决策者为促进经济增长，特别在经济衰退期间，投资交通基础设施的举措往往被广泛采用。1980 年代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表现方面的关系有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古典区位理论关注交通成本对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角色作用，新经济地理学也重视作为区位因子的交通成本在不完全竞争和区域间不同劳动力流动性条件下的作用。内生增长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公共基础设施能够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作者认为，传统的统合分析聚焦于公共投资总量，因此不能解析交通设施内部不同种类投资的收益和经济促进意义。作者通过前人的研究案例和数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其研究结论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生产力效果在不同的产业集团中有不同表现，如对美国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益要高于欧洲国家，并且在公路方面的投资效益要高于其他交通方式；不同研究的不同产出弹性系数的估算也因为不同分析模型和分析数据的不同而不同。这些研究结论对未
来的模型专门化选择研究和交通相关政策制定的评估有比较好的借鉴意义。

全球城市亦是沿海城市：关于可持续性的矛盾？
Global Cities Are Coastal Cities Too: Paradox in Sustainability?
源自：Urban Studies, 2013, 50(9): 1760-1778
作者：Herman L. Boschken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全球城市都集中于沿海地区。在美国，由于全球客货运输的需求，几乎所有全球城市都是由原来沿海城市发展起来的。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集中了高度密集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其他城市相比，这些高强度开发与当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存在明显冲突。尽管关于全球城市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对于沿海全球城市发展的生态影响探讨却很少。本文围绕全球城市在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展开讨论，针对全球化经济活动和沿海生态系统之间供需矛盾来进行论述。作者通过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学派理论，分别从能源物质流（城市新陈代谢）和城市生态流（生态足迹）两个角度来分析经济社会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基于美国53 个特大城市数据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沿海全球城市的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问题比其他城市严重许多，其根源在于不断增长的经济活动及超前的消费文化，使得原本就脆弱的沿海生态环境负荷过重。因此，全球城市比其他城市面对更大环境
风险与压力。也有人认为, 全球城市比其他城市更有条件和能力调动高科技及人才去解决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者对此观点表示怀疑，认为伴随着全球城市生态足迹的扩展，沿海生态的却存在较高的环境风险。

城市系统中的公共物品和拥堵：财政和区划政策如何提高效率？
Public Goods and Congestion in a System of Cities: How Do Fiscal and Zoning Policies Improve Efficiency?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3, 13(4): 649-676
作者：Alex Anas and David Pines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Yi_xiaofeng@126.com

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规划导控，或者如何使城市更加有效率？美国和以色列的城市经济学者做出了理论化模型，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地方财政、城市增长边界、密度区划如何影响公共物品的提供和拥堵问题的减轻，进而影响城市系统（城镇体系）。作者综合了城市规模、城市数量、城市公共投资、负面外部效应和土地利用管制等理论，构建了一个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仅针对城市，而且针对城市系统；整个城市系统的人口不变化，但城市人口都是自由迁移的，城市的数目可以变化；每个城市都有地方公共物品的投资和拥堵的负面外部性要减轻；劳动力和土地市场是竞争的。这个仿佛“虚拟城市”（SimCity，一个流行的电脑游戏）的模型计算结果表明：（1）完全和部分的减轻拥堵的措施（如UGB 或拥堵收费）会导致城市变得更加紧凑和高密度；（2）拥堵会通过更多的地方公共物品投入而减轻，从而创造了更多的城市；（3）面对拥堵，分散的用地政策可以提高效率，因而对于中国这样的，
快速增长又大城市特别拥挤，这样的政策可能是合适的：（4）更多的蔓延可能或者一定会伴随着更有效率管理的城市发展。他们给规划师的建议是，“使政策指向减轻拥堵，更有效率地投资公共物品，但也要接受随之而来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