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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4期 后退

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管窥与思考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f Overseas Urban China Researches
作者: 张京祥 胡毅 罗震东


摘 要:

中国城市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更是成为当今的热点领域。文章对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热的产生背景、主要研究领域及主要贡献进行了评述,着重揭示了当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并针对中国城市研究语境与话语权、海外与本土学者的结合以及学以致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及建言,以期有益于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

Abstract:

The role of urban china resear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popular topic in recent urban studies oversea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urban China. I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overview of main research fields about urban China research. It is argued that although current overseas studies on urban China have improved Chinese rel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y have their own drawback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urther considerations: the context of China studies and right to have a vo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fiel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ivil and abroad scholars and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abroad research, which aim to sustain the urban China studies.

关键词:

中国城市研究;显学;语境;话语权;研究范式

Keywords:

Urban China Research; Significant Study; Context; Discursive Power; Research Paradigm

引言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城市化的进程然而由于处在压缩城市化的环境中中国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的非经典发展之路[1]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高速增长的奇迹与此并行的是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和充满诸多令人迷惑的问题的城市化进程在创造出令世人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而城市无疑是这些成就与问题

    汇集交织的场所1990 年代末以前的西方学术界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Urban China Research主要还只是少数华人学者专攻的非主流领域但是近十余年来中国城市研究不仅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更是已经成为海外城市研究一个高度关注的领域中国城市目前正在经历的以及未来还将持续一段较长的发展时期被国际和国内学者称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期这一系列的城市转型发展过程展现了一套不同于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中国范式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众多的国内学者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加入到中国城市研究的群体中来试图厘清和解释中国城市增长之谜掀起了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热潮

    应该说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在丰富研究成果规范研究范式与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由于受制于语境社会文化背景与研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当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实际境况中也面临着一系列困惑与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不能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和思考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将必然在有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深入性等方面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中国城市研究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城市研究正成为海外城市研究的显学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高度浓缩地完成了历史上欠账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等进程与此同时还要受到日益趋紧的内外发展环境的严重制约中国城市化总体上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城市化历程所处的时空背景下,沿着一种不同发展路径进行的,表现出极为明显的时空压缩特征,这就使得城市矛盾往往在短时期内呈现出高发性。一方面,中国的城市浓缩了西方过去近二三百年城市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问题(如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社会分异、住房短缺、环境问题等各种城市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发展背景及政治制度等差异,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也必然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一系列相对滞后的体制变革(如政府治理模式、社会保障、土地制度等等),使得当前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异常尖锐,引起了众多海外学者的关注。

    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由过去集中在香港和北美地区的状况,迅速扩展到整个西方特别是西欧学界。一方面原因是相比于北美,中国与西欧在城市研究方面的语境更为接近。北美的发展更加强调自由市场化及受其驱动力的影响,城市发展主要呈现以高速公路和私人小汽车的普及使用为基础的结构形态;而欧洲社会发展中,则更多地强调了政府的管制传统(如政府对社会福利、社会住房分配和社会公平等的关注),城市发展在资源利用和人口条件上与中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强调节约资源和紧凑发展),很大程度上也要不断解决历史发展所遗留的各种城市问题,故而中国和西欧学界之间的研究互相更为关注,更有借鉴价值。另一方面,欧洲多数国家一直尚未从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完全复苏,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孕育着各类发展的机会和无限的潜能,也使得一些欧洲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高速发展并有众多矛盾、问题亟待解决的中国城市研究领域。总之,中国城市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significant study)。

    目前,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者主要由三类人群构成:一是海外华人学者(包括港澳台的学者),主要由外出留学并留在海外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组成,他们在将中国介绍给国际学界的同时,也为国内积极引介了当前国际学术研究的许多前沿领域,扮演了重要的桥梁与媒介作用;二是一些外国本土学者,他们在熟知西方体系和城市发展过程后,出于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以及国际比较研究的关注,逐渐将其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城市;三是越来越多到海外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关注中国城市研究话题的外国研究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城市研究主题的数量与质量提升。与此同时,以上三类海外中国城市研究者之间的文化背景、社会体验、认知水平和关注重点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多样化的格局。

 

2         海外中国城市研究主要领域的变迁

    在国际学界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变迁过程中,根据中国城市发展阶段与背景的不同,研究所关注的领域重点也随之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正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从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逐步繁荣起来。通过在国际城市综合研究的电子网络出版物上以 城市urbancity)、中国ChinaChinese)为关键词,以规划和人文地理(planning & human geography)为所属领域进行英文论文检索,并辅以海外发行出版的中国城市研究英文书籍为补充,以被引用率较高的文献为主要参照标准,重点追溯自 1990年代以来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成果,可以将研究主要关注领域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

 

2.1  1990年代:快速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区域空间变化

1)人口城镇化以及出现的以工业化为驱动的移民潮(农村城市劳动力)

      1990年代中国官方的城市化率与实际的城市化率存在着很大偏差,因此海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多数是对国内的城市化率进行修正,指出城市化率统计中的缺陷[2]。这一时期,由于工业发展产生的人口城镇化,即农村城市移民成为当时中国城镇化的主要力量[3, 4],造成了大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并由此导致了北京等大城市出现郊区蔓延的态势[5, 6]

2)工业化和改革开放政策作用下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空间变化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的一些城市 区域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受当时发展政策和海外投资的影响率先发展起来,快速走向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7, 8]。一些学者也关注到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强调,中国呈现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态势[9],同时指出沿海的经济发展道路对环境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是不可持续的[10]

3)海外投资和中国沿海地区小城镇的发展

    海外投资是促进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1990年代海外投资特别是海外制造业投资公司的分布呈现出在珠三角小城镇集聚的特征[11, 12],对其经济结构以及 空间景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沿海地区从传统的集市中心迅速转变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同时,这种外资驱动的城市化方式也丰富了全球化进程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13]

 

2.2  1990年代末2005年:全球化背景与发展转型中的城市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

1)全球化背景和转型条件下的城市区域关系重构

    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学者关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在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4, 15]:指出沿海三大巨型城市区域将是今后引领中国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以及巨型城市区域进行城市区域综合治理的重要性[16]

2)转型发展对中国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对中国城市空间社会结构的重构[17-19],以及转型对空间的多维度影响,包括经济体制转型形成了新的城市贫困和被边缘化特征[20, 21];产业发展转型导致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前沿城市形成了新的生产空间形式(如 CBD[22];住房制度改革引起了深层的社会空间重构;以及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分配不公问题[23]

3)土地市场化改革及其影响

    海外研究学者指出在经济制度改革的框架之中,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演变成了当地企业开发商和政府结成联盟的项目基础[24-26];并提出虽然中国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土地的分配利用效率,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存在,导致了农业用地流失以及城乡土地收益的不平衡等问题。

4)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

    中国城市在转型发展环境中,城市政府在内在发展需求和外在全球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新的市场元素和分散的政府权力机制已经让中国城市治理呈现 企业家模式 [27],政府和开发商结成的增长联盟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式[28, 29]。研究发现,经济和政治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增长模式进行分析的两个重要维度,中国转型期的增长联盟与国外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社会组织排除在了增长联盟之外[30]

 

2.3  2005年以来:对既有体制下城市高速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的反思

1)城市空间商品化以及在空间开发过程中的社会问题

    以商业和房地产为驱动的城市更新和城市空间开发成为当今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背后主要驱动力之一[31, 32],学者从资本积累的逻辑和对级差地租的追求[32],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 [33]和绅士化理论等[34, 35],分析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问题以及更新过程中大规模的拆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2)住房政策与住区分异问题

      1998年以来中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政策对城市社会空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6],从计划经济时期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院内的功能混合转向了市场化驱动下不同的社区形式[37, 38],并且开始社会住区分化,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住房不公平现象[39, 40]。海外学者一方面关注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旧有制度框架叠合对居住空间和住房问题产生的双重影响[41],另一方面对城市中不同人群,特别是农村移民的住房不公平问题[42-45]进行了深入研究。

3)社会公平与城市贫困,以及农村移民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问题

    虽然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中国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人群间的不公平等社会问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学者的关注[46-48]。研究重点关注对农村移民在城市中住房、福利、工资和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43, 49, 50];以及在户口政策、土地制度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下,多年来实施效率优先于公平政策所导致的影响[51, 52]

 

2.4  小结

    从研究的主题看,自 19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城市研究领域的变化总体追随了中国城市发展环境的演变,将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推到了国际城市研究的前缘:从研究初始时期对中国城市基本情况和规划建设概述等一般性的介绍,发展到对城市空间发展转型背后政治和经济机制的探讨;从关注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城市空间显著性影响的研究,到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研究;从对城市物质空间景观变化的关注,转变为对社会空间和社会公平的关注等。

    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看,西方规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中国城市研究之中,越发向广度化和纵深化演变,极大地提升了海外学界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整体水平:从早期依赖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定量研究,到对典型城市个案的深入分析;从宏观的城市研究,拓展到对个体行为空间影响的微观研究;从仅对中国少数发达地区城市的研究,扩展到对内陆区域中心城市的研究;以及由单纯的中国城市区域研究,发展到与国际城市区域的对比研究,等等。总之,近年来海外中国城市研究迅速发展,其研究领域日益多样化,已经基本与国际主流城市研究的话题同步。

 

3  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积极贡献

    近年来,海外中国城市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多样化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所引致的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显著,其影响效应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与国内的交流日益密切,使得海外学者从以前主要依靠中国的公开统计数据进行研究,转为与国内合作进行更为深入的实地调查;中国愈来愈重视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关中国城市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众多的中国留学生给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学者带去了丰富的研究话题与鲜活的案例

    总而言之,近 30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研究作出了重要的、积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在链接中国国际城市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增进了国际学界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度;(2)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国内城市研究的视野,引入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与前沿的理论,推动了中国本土城市研究的发展及其与国际的接轨;(3)引入科学且严谨的研究范式、研究手段与方法,促进了中国本土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与方法规范;(4)通过对越来越多留学生的教育,海外学者也为中国城市研究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后继人才。以上这些贡献都是有目共睹,值得肯定的。

 

4  当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城市研究也存在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和问题受制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论述其中的三个方面。

 

4.1  尚未真正确立中国城市研究的话语权

    西方学界对城市研究具有较长时间的传统并且已经,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上形成相对固定的范式因此海外,。学者会非常自然地将其移植到有关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来目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基本是在西方的研究范式和语境(context)中进行的。一般而言有关中国某一具体的城市,问题研究常常被理所当然地首先纳入西方既有的理论体系进行考察,并在其中标示出该问题所属的话题领域,然后运用西方城市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去揭示和解释中国城市问题相对于西方理论体系而言的普适性或者是特殊性。在很多研究中,即使某些中国城市问题因不同于西方的一些特殊性而被揭示出来,但依然会被置于西方理论体系中进行修正性的解释。

    也就是说,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必须要以一种被西方学者固定认可的、可以用思维惯性予以理解的范式去进行和表述,以便于被西方学者接受。这样的一种经典研究范式对西方学者而言是规范且清晰的,也使得他们对自己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更加自信;但是,对于中国城市研究而言,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可能首先在研究前提上就陷入了一种认识论的误区——中国的城市发展只是西方体系中一点有限的变异。如此,未必能探索到中国城市研究的真知与答案,因为中国城市发展很有可能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塑造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范式,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高,主动地放弃对它的探索实质上是忽视了人类文明本来的多样性。

    此外,一些海外城市研究成果为了得到西方学者的认可并得以顺利发表,只一味地引用那些海外有关中国城市研究的外文文献,而不愿意去引用大量的中国本土研究文献,这在一些海外留学生的论文中体现得尤其普遍。如此的做法,无形之中把大量中国本土城市研究的优秀成果(例如有关城市化、城中村、居住分异和城乡土地制度等)屏蔽掉了,本土中国城市研究学者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了国际上有关中国城市研究的主流队伍与话语主体之外。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非常有害的,不仅漠视了中国本土既有的大量优秀、深入的城市研究成果,不能真实地反映国际上中国城市研究的实际状况与水平,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一种对中国文化与研究能力的不自信。

    如此,无论在研究语境与研究范式上,还是在文献引用与语言表达上,如果海外中国城市研究都采取了这种削足适履的方式,那么最终将使本土的以及海外华人学者失去对中国城市研究的主导话语权,而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城市研究学术体系的建设,更为严重的可能会给中国问题以不合理的解决对策。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绝不应该重蹈当年西方学者对非洲、拉丁美洲和殖民地等地的那种研究状况,如何确立中国城市研究的主导话语权,是一个值得所有海外学者与本土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

 

4.2  方法之形与深入研究之间的脱节

    在目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人群中,许多海外华人学者长期生活在国外,对中国本土社会的体验有限,而且受制于时间与科研经费,一般只能进行阶段性、个案性的调研;而外国学者则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基本更是依靠间接的调研资料甚至是短暂的直观感受进行中国城市研究;同时,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缺少实际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从校园到校园),于是也更加依赖于书本和文献研究。总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许多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学者难以获得像中国本土学者一样的研究便利和深入直接的体验,于是一些学者更加依赖和强调定量研究,更加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在西方的城市研究中,比较普遍强调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作为研究结论的基本支撑,这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延伸到社会研究领域的结果,对于提高社会问题研究的科学性、精确性和可比较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海外中国城市研究中也越来越强调运用西方城市研究的方法,注重对定量数据的分析,大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的统计年鉴和海外学者对中国的实地调查(社会访谈和问卷调研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公开数据的不准确性,许多海外学者通过在中国短期、有限的社会调研,很难获取足够的样本和真正可靠的数据,继而并不能掌握真实的信息。因此,基于这些基础上的定量研究,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大打折扣。定量研究的成果虽然容易发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过于强调定量研究本身就是将复杂的中国城市问题予以了简略化、抽象化和模型化,特别是一些为定量而定量的研究成果,难以在深层次给予准确和令人信服的解释,显然这样的定量研究是很不可取的。

    影响和驱动城市发展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体制与制度环境,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激烈转型期和在非西方范式轨道中运行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只有基于深入的了解,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制度环境,才能对中国城市问题作出深刻和可信的分析。而目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成果尤其是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论文,相当一部分还只是属于向西方简单地介绍中国城市发展状况与问题,很难真正从深层次将中国城市问题研究透彻,极易在国际上对中国城市研究造成种种误导。尽管这样的研究成果可能在国际上得到发表,但是其研究深度和结论却未必能够得到中国本土城市研究学者的认同。

 

4.3  缺乏对国际比较研究与学以致用的关注

    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众多的海外华人学者都将中国城市研究作为其研究领域的主要选择,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将中国城市研究作为其学位论文的选题。如果说过去是因为难以渗透到对西方城市研究的主流领域中去,而不得已选择中国城市研究;那么现在,中国城市研究已经成为连外国学者都青睐的显学,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学者和海外留学生选择将此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领域,这未尝不是一件对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发展大有裨益的幸事,中国城市研究也理应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然而,总观近十余年来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成果,绝大多数都属于向西方单向地介绍和解释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或者如前文所述,是在西方主导的城市研究语境中揭示中国城市发展中有限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很少有研究成果对中西方城市发展进行深刻的比较研究,并深入地解释导致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机制和原因,更缺少对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问题提出明确、有效的对策建议。如果说在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发展的初期,首先需要重在解释清楚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问题的现实情况,那么长此以往(十余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依然停留在这种向海外学术界进行单向的描述和评述中国城市发展状况的阶段的话,则是不应该的。

    因此,在中国本土学术界常常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写作论文时会去认真阅读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文献,主要目的是借鉴其研究的那套理论与方法范式,而并不一定会认同其结论的可信度、深刻性和学术价值,更难以期望在这些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文献中得到对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问题解决有意义的答案。这样的一种局面,无疑大大降低了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成果的价值,也不应该是中国城市研究在成为 国际显学后,我们应该收获的果实。今天,我们不仅要向国际学界介绍中国,满足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发展了解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海外中国城市研究成果如何有效地反馈及反哺中国的城市发展,如何实质性地促进中国城市问题的解决。对于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而言,这就必然要涉及到如何加强国际城市的比较研究,以及如何促进学以致用的问题。

 

5     对中国城市研究的思考与建言

    前文简要地论述了当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但是也必须看到,本土的中国城市研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受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展开赘述。通过对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境况的分析,并反思本土城市研究中的现实不足,本文对如何促进整体的中国城市研究发展提出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言。

 

5.1  建构中国城市研究的语境与主导话语权

    如果深入地分析当前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原因,应该说,中国城市研究之所以能成为显学,其根本原因不是仅仅为了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从而向他们介绍中国城市问题的方方面面,我们进行研究的更重要目的是试图探索和回答一个基本的命题,即在西方城市发展的传统经典范式之外,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中国城市发展范式?如果有所谓的中国城市发展范式,这种范式是什么动因驱动的?它是否可以持续,并具有新的、一定意义上的普适价值?

    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个更重要且更有价值的研究目的,那么无论是海外的中国城市研究学者(尤其是华人学者),还是本土的学者,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即努力构建中国城市研究的新语境,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要被动地服从和纳入西方城市研究的既有语境。这并不是我们主观地去强求建立一个特有的中国城市研究语境,而恰恰是客观的中国城市发展现实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中国城市研究的正确语境。在此方面,并不存在中国与西方学术界谁高谁低、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这恰恰是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区别之处。其实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 Colen[53]也曾指出,西方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普遍属于西方中心模式,无法真正触及中国研究的本质。因此,他呼吁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角度研究中国,也就是要建立一种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China-centered approach)。

    当然,所谓中国城市研究语境的建立,需要我们经历诸多艰辛的工作和长期不懈的积累。首先,要在中国城市发展的相关理论方面,进行积极的贡献和系统的累积与总结;其次,要在研究方法体系中,大力推进规范性和严谨性;第三,还需要通过各种场合,主动发出中国城市研究者自信的声音与成果。本土与海外华人学者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主动地去构建中国城市研究的语境,才能确立中国城市研究的主导话语权。

 

5.2  海外研究与本土研究力量的紧密结合

    如今,中国城市研究的本土与海外学者都是非常庞大的群体,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然而这两个群体之间却依然缺少紧密的互动与结合。这绝不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源于研究语境与方法范式的不同。从普遍意义上讲,本土的中国城市研究更长于深入和准确地分析与论述,重于对策研究;而海外中国城市研究则更注重规范性、逻辑性和方法的科学性。两者应该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与借鉴,共同推进未来的中国城市研究真正大步前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本土和海外处于两个世界中的中国城市研究者,基本都是在原地各自打转——前者虽然体验、分析得深入骨髓,却难以在语境上接轨,在方法上令海外学者信服;而后者虽然拥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方法工具的先进性,却往往难以进行真正深入和准确的研究。在促进海外与本土中国城市研究的紧密结合,并进而构建中国城市研究语境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学者居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必然应该承担和发挥更为重要且积极的角色作用。同时,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中国本土城市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注重对本土城市研究成果的积极推广,将国内城市研究的重要刊物(《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学刊》、《国际城市规划》等等)推向国际。

 

5.3  学以致用,促进研究成果发挥实际作用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前,恐怕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城市研究像中国城市研究这样成为国际范围内广受关注的热点议题,吸引数量众多且来源广泛的学者共同关注中国城市问题,产生出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将这种巨大的机遇和丰硕的成果转变为能对促进中国城市发展、解决城市问题产生实际效用的贡献呢?这必然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今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稳定并停滞,所面临的城市问题远没有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样显著且亟待解决,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如今西方城市研究领域选题中普遍存在着一些生僻冷门为研究而研究贵族化研究的情况——学者只强调研究是为了发表文章,进行知识的建设(knowledge build),而并不注重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对城市问题的解决发挥实际的效用。中国的体制、文化背景与内外部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大量复杂而生动的城市快速发展现实,以及正在大量出现且互相交织的城市问题,都使得中国城市研究者难以从西方当年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中直接找到现存的解决答案。而中国当前剧烈且复杂的转型发展现实,更要求中国城市研究不能变成一门阳春白雪式的 高雅学问,不能变成一项象牙塔中的贵族研究。事实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在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大量尖锐的城市问题频发,霍华德、盖迪斯、沙里宁等城市研究学者同样不是关起门来进行室内城市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极其强调研究成果的学以致用

    客观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的国情,要求中国的城市研究不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实验室科学,而更应该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至少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此),这需要海内外的中国城市研究学者共同为此作出积极的努力。也只有这样,海外中国城市研究乃至更为广泛、整体的中国城市研究才能不脱离中国发展的大环境,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可与支持,才能持续地提升其在学科体系与实践发展中的地位。

 

注释

    如西欧的城市研究学界近些年研究重点之一是:如何处理当年二战后高速工业化时期的大批外国劳工及其后裔,以及在欧盟人口自由流动以后的后工业化驱动下的大批移民劳动力的居住隔离和社会融合等问题。

    由于海外中国城市研究的文献众多,基于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对之进行一个全面的检索和详尽的评价,所以只是选择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经典文献,以作为文中相应观点说明的依据。

    当然也可能会有一定的突破,但是这种突破往往是有限度的,依然是要在西方语境体系框架中通过适度延展就可以进行解释的。

    绝大多数的海外中国留学生,都是选择中国城市研究作为他们论文研究的主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主题他们相对熟悉,另一方面也是海外导师非常关注中国城市研究,借此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

    前文所述的大量定量研究,其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描述性研究,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方式而已。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陈浩. 中国的压缩城市化环境与规划应对 [J]. 城市规划学刊 , 2010(6): 10-21.

[2]    Zhang L, Zhao X B. Re-examining Chinas Urban Concept and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154): 330-381.

[3]    Chan K W, Zhang L. The Hukou System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Change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160): 818-855.

[4]    Chan K W, Hu Y.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the 1990s: New Dentition, Different Series, and Revised Trends[J]. The China Review, 2003, 3(2): 49-71.

[5]    Ma L J, Xiang B. Native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Peasant Enclaves in Beijing[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155): 546-581.

[6]    Wang F H, Zhou Y X. Modeling 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 in Beijing 1982-1990: Suburbanization and Its Causes[J]. Urban Studies, 1999, 36(2): 271-87.

[7]    Fan C C. Of Belts and Ladders: State Policy 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Post-Mao Chin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5, 85(3): 421-449.

[8]    Wu W P. Proximity and Complementarities in Hong Kong-Shenzhen Industrialization[J]. Asian Survey, 1997, 37(8): 771-793.

[9]    Yeung Y M, Hu X W,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10] Yeung Y M. Coastal Mega-cities in Asia: Transform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Management[J]. Ocea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2001, 44(5): 319-333.

[11] Lin C S, Ma L J C. The Role of Towns in Chinese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1994, 17(1): 75-97.

[12] Kin L C.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6, 28(3): 513-536.

[13] Victor F S, Yang C. Foreign-investment-induced Exo-urbanis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Urban Studies, 1997, 34(4): 647-77.

[14] Shi Y L, Hamnett C. The Potential and Prospect for Global Cities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System[J]. Geoforum, 2002, 33(1): 121-135.

[15] Ma L J, Wu F L.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Changing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M]. London: Routledge, 2005.

[16] Shen J F.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4, 56(4): 530-43.

[17] Cartier C. Transnational Urbanism in the Reform-era Chinese City: Landscapes from Shenzhen[J]. Urban Studies, 2002, 39(9): 1513-1532.

[18] Friedmann J. Chinas Urban Transition[M].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19] Logan J R. Urban China in Transition[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20] Wu F L. Urban Poverty and Marginaliz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4, 28(2): 401-423.

[21] Liu Y T, Wu F L.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J].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006, 40(2): 121-137.

[22] Tang A.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M] // Laurence J C Ma, Fulong Wu.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Routledge, 2005: 87-104.

[23] Wang Y P, Murie A. Social and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Reform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2): 397-417.

[24] Zhu J M. Local Growth Coalition: The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of Chinas Gradualist Urban Land Refor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9, 23(3): 534-548.

[25] Samuel P S, Lin C S. Emerging Land Markets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Policies and Practices[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3(175): 681-707.

[26] Deng F F, Huang Y Q. Uneven Land Reform and Urban Sprawl in China: The Case of Beijing[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4(61): 211-36.

[27] Wu F L. Chinas Changing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J].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071-1093.

[28] Zhang Y, Fang K. Is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From Urban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Inner-city Redevelop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4, 23(3): 286-298.

[29] He S J, Wu F L.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5, 27(1): 1-23.

[30] Zhang T W.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2, 37(4): 475-499.

[31] Hsing Y T. Global Capital and Local Land in Chinas Urba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M].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167-89.

[32] Yang Y R. An Urban Regeneration Regim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Urban Redevelopment in Shanghais Taipingqiao Area [J]. Urban Study, 2007, 44(9): 1809-1826.

[33] He S J, Liu Y T, Wu F L. Poverty Incidence and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Urban China,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Cities, 2008, 25(3): 121-132.

[34] Fang Y P.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Moving Intention and Moving Behaviors: A Study of Redeveloped Neighborhoods in Inner-city Beijing [J]. Housing Studies, 2006, 21(5): 671-694.

[35] Li S M, Song Y L. Redevelopment, Displacement, Housing Conditions,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 Study of Shanghai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9(41): 1090-1108.

[36] Wang D G, Li S M. Housing Preference in a Transitional Housing System: The Case of Beijing,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4, 36(1): 69-87.

[37] Wu F L. Rediscovering the Gate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From Work-unit Compounds to Commodity Coursing Enclaves[J]. Housing Studies, 2005, 20(2): 235-254.

[38] Song Y, Zenou Y, Ding C R. Lets no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The Role of Urban Villages in Housing Rural Migrants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08, 45(2): 313-330.

[39] Li Z G, Wu F L.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Residential Inequalities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Three Neighborhoods [J]. Housing Studies, 2006, 21(5): 695-717.

[40] Wang S Y. State Misallocation and Housing Pric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5): 2081-2107.

[41] Wang Y P, Shao L, Murie A, Cheng J H. The Maturation of the Neo-liberal Housing Market in Urban China[J]. Housing Studies, 2012, 27(3): 343-359.

[42] Sato H. Housing Inequality and Housing Poverty in Urban China in the late 1990s[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17(1): 37-50.

[43] Huang Y Q, Jiang L W. Housing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Beij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4): 936-956.

[44] Lin Y L, Zhu Y. The Diverse Housing Needs of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China: Insights from a Survey in Fuzhou[J]. 2010, 41(4): 12-21.

[45] Wang Y A, Murie A. The New Affordable and Social Housing Provision System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Comparative Housing Stud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using Policy, 2011, 11(3): 237-254.

[46] Lahr M. L.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Modern China[J]. 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 2008, 38(2): 271-274.

[47] Logan J R, Fang Y, Zhang Z. Access to Housing in Urba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4): 914-935.

[48] Li Y, Wei Y H. The Spatial-temporal Hierarchy of Regional Inequality of China[J]. Applied Geography, 2010, 30(3): 303-316.

[49] Wei Z, Hao R. Fundamental Causes of Inland-coastal Income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China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45(1): 181-206.

[50] Chen 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of Migrants and Local Workers: Findings from a Survey in Shanghais Manufacturing Sector[J]. Urban studies, 2011, 48(1): 3-21.

[51] Fu Q, Ren Q. Educational Inequality Under Chinas Rural-urban Divide: The Hukou System and Return to Education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0, 42(3): 592-610.

[52] Chen G. Privat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privation: Interpreting the Homeownership Paradox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1, 43(5): 1135-1153.

[53] 柯文 , .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M]. 林同奇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2.

 

(本文编辑: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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