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只有城市经济增长了，就业扩大了，才能容纳更多新增城市人口^[1]。无可否认，城镇化能释放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是不能将本末倒置，否则就是根本性的偏差。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社会生产方式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全面转变才出现了人口稳定、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城市的拉力与乡村的推力是构成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背后的主导原因是城乡之间生产效率的差别。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的资本、土地、技术等投入要素相结合，产出几倍于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无论从社会总福利还是个人收入的角度，只要城乡经济效率的差别存在，劳动力就有意愿从农村进入城市，不管政府是不是“大力推动”，城镇化都有继续向前的动力。因此，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生产率的提升才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城镇化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化”出来的，过度的政府政策干预反而会扭曲其进程。一方面，面对城镇化这样复杂的社会工程时，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政策制定的交易成本极高，失败的风险大。另一方面，各利益主体由于面临的激励不同而预期不同，极有可能出现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情况，致使结果偏离了初衷。中央政府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但地方政府鉴于财政激励可能会对土地的城镇化更有偏好，最终加剧城市无序扩张和资源、环境问题恶化。回顾我国的城镇化历程，反复和曲折世所少见，“过度城镇化”、“反向城镇化”、“低度城镇化”和“不完全城镇化”都曾经出现过^[2]，政策导致城镇化进程波动的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市场虽然不完美却是目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是在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之上自然演进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一系列制度向市场化体制的转变使城镇化逐渐脱离了行政的控制^[3]，“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外资推动”等多元化的发展格局共同推动着城镇化走上正轨^[4-6]。当下更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依靠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城镇化似乎需要“无为而治”。

    另一方面，城镇化的稳步推进需要配套的制度保障，政府应该因势利导地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城镇化是一个全社会的大转变，除了建设城市硬件，更需要软性的改革相配套^[7]，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自然演进的城镇化过程受到诸多制度性约束的限制。因此城镇化的演进要与相关制度变革并举，这主要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体制三大方面。户籍制度改革要逐渐移除捆绑在户口中的歧视性权利簇，剥离并有序推进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全覆盖。土地使用制度需要与户籍制度改革统筹考虑，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城市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联动机制，既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又能使各主体共享土地增值收益，降低进入城市的成本。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健康、可持续的财政系统，从土地财政走向公共财政，将地方政府的激励从“卖地”、“造城”调整到创造就业、吸纳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升级产业结构等，因此继续改革分税制，营业税、资源税的调整和物业税试验势在必行。每一个制度的变革都需要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相结合，逐步解除发展过程中的约束条件，城镇化自然水到渠成。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综合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单独割裂开。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不能仅看到短期效益，而应该着眼为未来的发展积累基础。比如人力资本的积累，城市能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而这些投入又能成为将来经济发展的储备，类似的长期效应才是城镇化真正的价值所在。对于长期效应而言，制度性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完善的制度才能确保城镇化的质量。市场经济的中国不需要“运动式”的城镇化，需要的是在理性的制度框架下稳步有序的推进，这才是全国人民福祉的根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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