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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3期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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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持人: 曹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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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公共住房:政策、规划和20世纪的美国大都市

The Strange Career of Public Housing: Policy, Planning, and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12, 78(4): 360-375作者:Yvonne Rydin

推荐:周江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     学院。zhoujp@gmail.com

1937年开始的美国“新政”(New Deal)标志着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地介入了原先以市场主导的住房市场。通过给居民住房贷款贴息和提供担保,美国联邦政府对当时和之后的住房市场的恢复、壮大、特点、演变和起伏等等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从管理、规划和建筑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公共住房的命运和特征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资本博弈、社会投资的不足和弱势城市及其应对资本博弈、社会投资无奈甚至无力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公共住房的命运和特征的文章,却不多见。新学院(The New School)教授约瑟夫·希斯克特(Joseph Heathcott)最近在《美国规划学会会刊》发表的文章,正是从后一个角度来审视美国公共住房的命运和特征的。他指出公共住房具有历史的依赖性,它反映了美国管治当中道德取舍的莫逆两可和不断的政治斗争。他的文章为读者梳理出了一份全新的关于美国管治如何影响公共住房的历史演进。中国眼下如火如荼进行的政府主导的廉租房、公租房、低保房和保障房等建设,可以从希斯克特描述的相关历史事件和文献中找到有意义的对照,进而能让人重新思考不同参与者的角色和他们如何影响乃至左右中国式公共住房的兴起、现状和未来。

 

规划的局限:城市气候行动方案的因果性影响

The Limits to Planning: Causal Impacts of City Climate Action Plans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3, 33(1): 5-19作者:Adam Millard-Ball

推荐: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本文研究规划的因果性影响,即规划产生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结果。规划的意义在于实施。但是,如果规划需要对城市发展和政策产生作用,那么仅仅依靠实施规划方案是不够的。实施规划不是规划对城市发展和政策产生影响的充分条件;产生影响意味着在规划和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作者认为,对规划的评估应该主要看对结果带来变化的程度,比如开发的空间模式,地方政府的财政决定,以及个人的交通和住房选择等。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城市气候行动规划的个案分析,作者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规划产生了因果性影响。相反,产生影响的是居民、商户、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官员对环境政策的偏好。而气候规划方案则是将需要实施的政策变成法规而已。这一发现,要求人们更精细地理解规划的意义,何种规划最有用,以及如何评估规划的效果。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实证性研究去发现规划的因果性影响,以及产生因果性影响的机制。

 

伦敦东部的绅士化、教育和排他性迁徙

Gentrification, Education and 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 in East London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2): 556-575作者:Tim Butler, Chris Hamnett and Mark J. Ramsden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以伦敦东部地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大量实地访谈调查,在之前所做的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归纳出了四种迁移的形式,并阐述了教育、绅士化以及这些迁徙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文章首先详细介绍了研究区域的历史背景,再通过讨论和访谈来分析现状及成因,最后引用前人研究成果来检验结论。作者选取东部伦敦中聚集了最多中产阶级的维多利亚公园区域作为研究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选取的访谈者的身份,如肤色、宗教、受教育程度等各不相同。通过对于这些访谈者的回答,作者总结出了在过去20多年里迁移的原因及过程,即“排他性迁徙”和“迁徙压力”。前者是指居民通过财富扩张等方式以得到符合自己期望的教育,如在想要就读的学校附近购买或租赁房屋来获得在该校注册的资格,而这些期望包括如学校的宗教、住宿、性别比例甚至学生家长背景等在内的因素,因此对于教育的选择使得迁徙具有了排他性;后者指的是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迁徙居民,使得学校教学只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而不是早期的“当地”居民,从而导致这一部分居民开始做出教育选择,使得“排他性迁移”更加严重。对于这样的现象,作者认为近些年迁徙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对于教育选择上,因此需要对教育保持高度的关注,并提出教育政策是当前新自由主义改造城市空间的核心。

 

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规划实践:调控低碳商业开发时行动体之间的关系

Us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Understand Planning Practice: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tants in Regulating Low-carbon Commercial Development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3 12(1): 23-45.

作者:Yvonne Rydin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            k_cao@126.com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 actor-network theory)是法国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提出的理论。在该理论中行动者可以指人(agent)、也可以是非人(agency of nonhumans),每个行动者都是网络的一个节点,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行动者、关系(relationship)、媒介(intermediary或mediator)、转译(translation,建立关系的方式)、工作(work,形成各种关系的活动)、强制通行点(OPP: 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等,采纳的是“物质—符号”方式,即对要素之间关系的描述既是物质的(事物之间的)也是符号的(概念之间的)。ANT理论的优势在于它不定义行动者的身份,从而模糊了社会与技术、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因此在规划的某些领域中比受交往理性影响的沟通规划理论或协作规划理论的适用性要强。本文作者认为ANT理论在分析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尤其是低碳城市开发方面有用武之地,并将其用于分析伦敦核心区的一处商业办公楼开发实践。办公楼的能源策略通过三个要素来实现:高效节能的建筑设计,大量热能回收,以及由生物质锅炉、太阳能和光电系统共同构成的提供可再生能源的装置。基于ANT视角的城市发展(或再开发)分析近年来也有不少,这些分析方法的区别在于它们如何看待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在本文中规划能动性是城市发展集合(assemblage)中的一个小要素。作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先后绘制了只有人类行动者的网络,以及包含所有行动体(actant)的网络,并利用中间性得分(betweenness score)对开发中各行动体的重要性进行了区分。作者认为在规划领域中,规划政策文件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媒介,规划知情同意过程(consent process)就是强制通行点,而能源—模型实践就是低碳开发中潜在的黑箱(black-boxing)。行动体在网络内的相互关系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建立的。

 

空港城现象:基于对美国大型机场调查研究
The Airport City Phenomenon: Evidence from Large U.S. Airports
源自:Urban Studies, 2013, 50(6): 1239-1259
作者:Stephen J. Appold, John D. Kasarda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
理学系。jiangxu@cuhk.edu.hk

 随着航空运输在过去20 年间迅猛发展,航空业在旅游、商务和物流运输方面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规划界近几年涌现出许多关于空港新城的研究与规划,其核心是以航空运输产业为动力,吸引并合理安排与之相关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工作和居住需求。而在美国,航空价格的下降使到人们更加依赖于航空运输这种出行方式,尤其是新兴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对频繁知识交流的需求使到机场成为公司选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由航空运输衍生出一系列生产性或服务性产业越来越多地集聚在机场周边,并逐渐形成以机场为中心的新城区。学术界已有相当多文献探讨商务航空对城市空间影响,但这些说法大部分基于理论假设,缺乏实际数据的量度。本文作者着力探讨机场周边就业模式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关系,通过对来自邮政、交通统
计和机场报告数据的分析,检验美国25 个最繁忙客运机场周边和城市中心的就业模式,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文中一些结论印证了原有的认识:远离市中心的机场更容易形成独立的就业密集区;制造业及仓库储存方面就业更集中在机场周边。同时作者也提出新的认识:从中心向外2.5 英里(约合4 000m)半径范围内,机场就业规模相当显著,达到了市中心就业规模的一半,并表现出持续增长趋势;原先集中在市中心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科学类服务业也开始在机场周边分布;机场周边地区的增长不仅仅是就业人口郊区化的结果,机场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就业中心,同时也是城市就业增长主要中心点。最后作者针对航空运输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三大假设作出回应:(1)航空运输逐渐替代铁路航船运输在长距离旅客运输的地位,商务旅客的增多将会促使机场周边出现新的商业中心;(2)没有显著证据表明美国城市像阿姆斯特丹那样在城区范围分化出工作和休闲功能区;(3)由主要机场发展起来的节点城市仅仅是大城市多中心结构中一个就业集中的节点,如同中心商务区一样,这与本文数据分析结果一致,但作者强调空港城的长远效应有待观察。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规划实践:

调控低碳商业开发时行动体之间的关系
Using Actor-network Theory to Understand Planning Practice: Explo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Actants in Regulating Low-carbon Commercial Development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3 12(1): 23-45.
作者:Yvonne Rydin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国际城市规划 2013 Vol.28, No.3 125
生产性服务业和技术科学类服务业也开始在机场周边分布;机场周边地区的增长不仅仅是就业人口郊区化的结果,机场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就业中心,同时也是城市就业增长主要中心点。最后作者针对航空运输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三大假设作出回应:(1)航空运输逐渐替代铁路航船运输在长距离旅客运输的地位,商务旅客的增多将会促使机场周边出现新的商业中心;(2)没有显著证据表明美国城市像阿姆斯特丹那样在城区范围分化出工作和休闲功能区;(3)由主要机场发展起来的节点城市仅仅是大城市多中心结构中一个就业集中的节点,如同中心商务区一样,这与本文数据分析结果一致,但作者强调空港城的长远效应有待观察。

 

前景和地域(一组主题文章)
Prospective et Territoires
源自:Urbanisme, 2013, No. 386
作者:Antoine Loubière, Martin Vanier et al.
推荐:卓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Jian.zhuo@qq.com、

法国《城市规划》杂志第386 期的主题是“前景和地域”。自法国地方分权改革以来,逾千个地方发展规划编制完成。近期,以“大巴黎规划”为代表的,以2040为远景的发展战略规划,引发社会各界对所谓“前景”的广泛讨论。发展前景似乎无所不在,而怀疑论者也因此反驳,其实并没有什么发展前景——危机加剧,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展望前景的规划还有实际意义吗?大量规划的编制反映出各地方政府谋求发展前景的渴切,但看看规划给出的建议却千篇一律,趋于雷同:生态系统、气候与环境、社会与人口、地缘政治...... 规划自身演变似乎没有摆脱产品发展周期的一般规律,从最初的创新期,到传播期,到成熟期,随后进入平庸期和衰退期,以至最后为人抛弃。但也有学者认为规划的这种衰退,却正是规划“社
会化”周期的开始。新近的情景规划终结了传统地区发展规划“自上而下”的模式,转变了对地域发展“单元化”的认识,即规划赋予各个地域某种主导职能的作用。专业的规划师不再是展望发展前景的主角,未来已经成为大众参与和关心的话题,民主取代了专家决策。“展望不是预测,也不是科学幻想。展望只是试图描绘未来的一种尝试,呈现多少可行的一些情景,既有想像的成分,也表达了共同的意愿。”本期主题文章除专业学者的理论文章外,还有南特、里昂等城市决策者撰写的心得体会。

 

“我想让我的小孩去一所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上学”:伦敦东部的教育和种族融合
"I Wanted My Child to go to a More Mixed School": Schooling and Ethnic Mix in East London
来源: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45(3): 553-574
作者:Chris Hamnett, Tim Butler, Mark Ramsden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lizhig@mail.sysu.edu.cn

克里斯· 哈姆尼特(Chris Hamnett)是英国著名的社会地理学家,现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系,同时兼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多家世界顶尖学府的客座教授职务。其著书十余部,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其研究兴趣包括社会极化和社会排斥、教育地理和福利地理、城市住房和绅士化、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转变。其新作:《我想让我的小孩去一所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上学:伦敦东部的教育和种族融合》(‘I Wanted My Child to Go to a More Mixed School’: Schooling and Ethnic Mix in East London)发表在《环境和规划(A 辑)》中。过去几十年内,英国少数族裔人口快速增长,而少数族裔学生的增长速度则更为迅速。目前,英国内城的中学里超过半数的学生为少数族裔。基于上述情况,本文旨在探讨伦敦东区的教育和种族融合现状,特别关注学生家长对学校实施多民族平等教育的看法以及如何进行下一代教育的决策过程。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家长希望实现教育的种族平等,但是现阶段许多学校的种族融合情况远远超出家长的设想,从而影响了家长的教育决策。而学校里的少数族裔学生可能因此受到更严重的社会隔离。进入21 世纪,中国国内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加,城市外来人口的教育公平问题则关系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及社会环境的公正和谐。而教育资源的规划布局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对规划师而言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城市主义”的变迁:三个美国城市间关于现代之前、现代与“第六愿景”的形态学比较
Whatever Happened to‘ Urbanism’? A Comparison of Premodern, Modernist, and HOPE VI Morphology in Three American Citie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3,
18(2): 201-219
作者:Brent D. Ryan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从上世纪初的小尺度、混合使用的城市街区到现代主义的超级街区,再到最后20 年里对于重塑现代之前城市肌理的呼吁与实践,美国的城市形态与设计范式在20世纪变化巨大。但对于是否应该重返现代之前的城市形态,有人予以否定,认为是理想主义,是不顾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该文从形态学的角度分别从三个美国城市,波士顿、芝加哥与新奥尔良,各选择了一个场地进行考察。这三个场地都经历了两次整改,即都从前现代式的传统城市街区整改为现代主义式公共住房社区,再在重返前现代的思潮下都实施了“第六愿景”(VOPE VI)公共住房改进计划。因此,研究在三个场地都分别选取了三个时间节点(1910 年、1950 年和2010 年)的城市形态作为原型,引入8 个形态变量进行比较,分析整改前后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虽然“第六愿景”计划能够通过引入小尺度建筑、重建已经消失的城市街区与街道来恢复部分被现代主义城市设计范式摧毁的传统城市肌理,但许多城市形态的改变已无法逆转。研究还显示,虽然城市设计不可避免受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但“第六愿景”式的理想主义设计理念依然能够对城市形态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注:“第六愿景”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制定的公共住房改造计划,该计划主要贯彻了新城市主义与可防御空间的设计理念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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