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科（Tesco）是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也是世界上盈利第二大的零售商（仅次于沃尔玛）。近年来它在全球范围进行了较为成功的扩张。然而，特斯科在日本却遭遇了失败，2011 年退出日本市场。为什么它在韩国可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而在其他国家却不成功呢？同时，一个本已成功的跨国企业进入一个外国市场后要通过什么样的策略才能保证成功呢？这篇文章以韩国三星—特斯科公司为例详尽描绘了一个跨国零售企业在外国零售市场的发展。文章以“地域根植”（territorial embeddedness）和“战略本地化”（strategic localization）来解释三星—特斯科是如何通过多样化渐进式地深入公司与本地的经济社会联系以确保持续增长的。文章深入分析了韩国三星—特斯科
公司深入地域根植的三个方面的经验：（1）销售驱动模式的创新，更好地适应当地消费者的偏好；（2）深化和重塑供应网络，对本地市场考虑本地供货商和国际供货商的安排；（3）扩张服务范围——新零售服务、文化和社区。文中提到了新的零售模式也许很快就会在中国城市出现并且不断进化。

 

从农业耕种到城市发展：印度普纳的城市联盟
From Farming to Development: Urban Coalition in Pune, India
源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1):151-164
作者：Neha Sami
推荐：王磊，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leiwang@whu.edu.cn

 

本文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普纳市（Pune）的一个农民社区为例，通过分析城市联盟的形成原因，并阐述联盟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揭示了印度城市中的政治、社会因素以及国家与非国家层面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首先借用规制理论（regime theory）和增长机器理论（growth machinethesis）的框架，分析了印度城市政治的结构。印度城市的政治权利的真空状态，为各种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环境。他们通过各自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网络，合作形成了临时但往往具有明确目的的联盟，因此比起正式的政府组织更适应于不断发展改
变的城市环境。作者以普纳东边的一个农民社区为例，该地通过其政治社会网络关系，将400 亩农业用地集中起来，发展成为玛格丽塔（Magarpatta）小镇。文章详细阐述了农民作为联盟中的主要力量，如何运用自身的政治、血缘、私人等关系为玛格丽塔城镇规划建设提供了初始资本、劳动力以及必要的政府支持与许可，体现了个人网络关系在印度城市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说明各个利益团体可以通过建立其私人网络来形成联盟。文章总结出建立成功联盟所依赖的三个要素：政治和财经资源，强大的核心凝聚力及领导力，以及发现和抓住机遇的能力。

 

价值观与规划学校
Values and the Planning School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2, 11(3):400-417
作者：Huw Thomas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包括学术研究）和职业体系当中，从“城市规划”到“城乡规划”的变动几乎是同步的。2008 年，《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2011 年，城市规划从建筑学下的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并更名为“城乡规划”。这意味着在考察城市规划的发展变迁时，必须从学科和职业体系一起入手。托马斯（Thomas）对规划学校的划分是基于高校规划教育的，同时又与职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将两者维系在一起的是规划的价值观念。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在认识到普遍的伦理挑战和价值灌输问题并需要去应对时，如何去扶持和引导执业规划师？第二是规划专业的学生如何为这一价值灌输实践做充分准备？首要是建立对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的敏感性。但是在规划教育中有一些因素妨碍了对价值观的重视。这些因素包括：第一，工具主义观；第二，技术诱惑。为了避免这些，在规划学校的组织——包括教学内容、学校管理、日常社会关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本质——当中需要以价值和道德伦理观为重。规划专业的教师需要在教学中阐述其价值承诺；规划学校要让学生成为社会关系网的一部分，规划的理念、规划的卓越性都在这个网络中得以体现；最重要的，是必须让规划学校成为科学探索和学术自由的空间。

 

瑞典规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in Swedish Planning Practice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3, 33(1): 108-119
作者：Christian Dymén, Richard Langlais
推荐：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在瑞典，空间规划主要通过290 个地方政府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实施，详细规划具有法律效力。一些大的地区也有区域空间规划，但是对地方规划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一直以来，减排措施是瑞典气候变化应对的重点。最近，适应措施已经成为规划的优先考虑，要求对减排和适应进行整合。本文研究瑞典的地方空间规划如何整合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和适应措施。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地方规划人员和决策者进行采访。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上的二分法——减排和适应——在三个因素上呈现不同特征。第一是时间差：减排是对长期气候结果进行短期投资，适应是通过短期投资获得短期解决方案；第二是空间规模的不同：适应措施是地方性为主，而减排措施需要全球性行动；第三是利益相关方的不同：减排措施涉及到从个人到国际社会等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方，而适应主要是利益团体、地方或者区域政府的职责。通过这三个视角进行分析，本文发现，瑞典的地方空间规划，在气候变化的减排和应对，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规划维度，既存在协同也有冲突。另外，地方政府的气候变化规划需要区域性和国家性的规划支持。瑞典的规划结构和机制与中国大有不同，本文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了解气候变化规划。

 

重探愿景与项目困境：关于城市与区域研究文献进展的回顾
Plan vs. Project Dilemma Revisited:A Progress Review of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Literature
源自：Urban Studies, 2013, 50(4): 807-824
作者：Reza Banai
推荐：徐江，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jiangxu@cuhk.edu.hk

 

中国城市规划有没有理论？如何才能形成理论？城市规划思想的源泉是什么？这些问题是规划界的热点话题。本文是一篇比较另类的文章。当大多数学者集中于研究现实问题如何塑造规划理念时，本文作者却从另一侧面探讨了规划理念的源泉——规划理念究竟是源于规划愿景、建设项目抑或两者皆有之？愿景再美好，也需要项目来支持。愿景与实施之间的裂痕一直是困扰规划界的难题，被称为规划的二元结构。20 世纪初的城市规划理念更多地源于对蓝图的憧憬而非项目的实施。蓝图规划主导当时整个规划行业的发展，但缺乏对实施项目的重视，导致规划—实施的脱节。1950 年代，有学者开始倡导所谓综合范式（如中期规划和空间战略规划等）来解决规划与实施脱节的问题。到了1980 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崛起，建设项目主导规划行业发展，规划理论多来源于对重大项目及其空间规划的实证研究，而缺乏对愿景规划的重视。近几年，由于对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诉求越来越强烈，愿景规划开始在西方城市复兴。波特兰、西雅图、盐湖城、多伦多、温哥华等北美城市都制定了长期的总体规划来处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这些规划异于传统，是对全局与局部、社会与空间、全球与地方的综合考量。规划愿景和实施项目共存，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支持。愿景—项目的这种新范式冲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对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城市体系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发展
Spatial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Chinese Urban System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3,45(1): 159-179
作者：Fiona F Yang, Anthony G O Yeh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置身今日中国，仿若走进刚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产业转型与升级的任务艰巨而又势在必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产业结构均经历了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消费者服务业到生产者服务业的转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是推动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主要动力。1990 年开始，随着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的提高，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00 年开始，中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出现调整，其经济主导部门由制造业逐渐转向生产性服务业。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前人的研究仅仅是在单个城市的尺度上考察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从区域或国家的宏观尺度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全国尺度上，探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历程和空间分布现状。研究发现，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性日益增强；对经济发展作用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大都会区。最后，针对近年来我国兴起的中央商务区热，作者指出中小城市应对其自身吸引生产性服务业的能力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估。因此，本文不仅填补了学科研究的空白，而且对各地政府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绿色网络：将新的循环系统整合于后工业城市之中
Green-networks: Integrating Alternative Circulation Systems into Post-industrial Citie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3,18(1): 36-58
作者：Karl Kullmanna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xum@cqu.edu.cn

 

许多后现代工业城市中到处可见用于非机动车交通的线性空间网络，这些通常源自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传统的排水管道与污水处理系统，也即所谓的灰色基础设施（grey infrastructure）。虽然许多这样的线性缝隙空间已成功改造成林荫道，但通常很难真正形成连续的基于生态处理系统的绿色网络。该文以此为出发点，讨论了设计师与规划师如何协调绿色网络这样一种生态概念与模式和后工业城市中一般存在的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讨论的核心主要拓展了罗伯特·肖恩（Robert Searn）的关于早期绿色网络的定义，认为现在的绿色网络概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全面替换现代城市中的灰色基础设施。在这个框架下，该文主要探讨了以下6 个主题：（1）绿色网络对城市形态的影响；（2）绿色网络对于城市环境的缓冲与净化作用；（3）快与慢之间的矛盾与平衡；（4）关于十字路口以及不同等级网络隔离的问题；（5）绿色与灰色空间复合的概念；（6）绿色网络与独立循环网络之间的比较。文章最后建议扩展对于绿色网络这个术语的定义，以适应现实中类型的多样化。联系到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城市地下水破坏严重，遇雨则涝的情况，该文颇具参考和启发作用。

 

土地利用政策探源：理论假设及美国都市区实证
The Origins of Land Use Regulat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US Metro Areas
源自：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13(75): 29-43
作者：Christian A L Hilber, Frédéric Robert-Nicou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yutaofang@tsinghua.edi.cn

 

土地利用政策的广泛实施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相伴进行。20 世纪早期，全球范围内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只有25% 左右，除旧金山和纽约等个别城市外，几乎所有城市都没有土地利用政策。而当前土地利用政策几乎无处不在。从理论上看，土地利用政策能够修正市场缺陷，提升福利水平。但作者通过模型构建分析以及美国都市区实证案例检验，发现现实情况与理论假设的明显不吻合。作者认为，土地利用政策无论是政策形态还是政策范围内容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已开发土地主和未开发土地主之间的政治经济博弈决定了土地利用政策结果。土地利用政策一方面通过提升不动产价格使得既有集团受益，另一方面导致土地开发成本提升而损害了潜在需求者。因此，区位条件越好的地段，开发程度越高越完善，在政治经济博弈的推动下，这些地段受到的规制限制更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