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运用起源于西方城市发展经验的五种城市发展模式：世界城市（world city）、网络城（cybercity）、二元城市（dual city）、混合城市（hybrid city）以及可持续城市（sustainable city），来评价作为典型东亚城市的上海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及特点，以此表明基于西方城市发展经验的模式标准在东亚城市也是可行的，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世界城市层面，详细表述了上海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表现出其快速的由二次产业向三次产业转移并逐渐步入国际舞台；接着通过分析虚拟与现实两个层面来体现上海在网络城市这一模式的发展特点。随着90 年代上海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高速发展，上海在科技创新能力与技术聚集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二元城市主要指社会分化现象。上海高速发展的服务业与技术业使得分化更严重，改革开放使得国有企业规模缩小引发失业加剧了社会分化。混合城市体现在上海拥有着大量的海外居民，并形成了独有的东西结合的上海文化。可持续城市表现在上海近几十年来对于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所作出的积极努力。最后，作者提出集权化的治理模式与强大的政治意愿会引导上海的发展方向并对全球化作出回应，继而强调了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与西方城市的重要区别。通过对于五种城市发展模式描述，以及上海与洛杉矶的对比，作者希望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城市研究框架，并指出东西方城市分析比较的可能性需要未来更多对于这些城市特点的研究作为支撑。

市场深化背景下的住房不平等——以广州为例
Housing Inequalities Under Market Deepening: The Case of Guangzhou, China
源自：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2,44(12): 2852-2866.
作者：Siming Li
推荐：李志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教授。lizhig@mail.sysu.edu.cn

住房已然成为当今中国最为敏感的社会话题之一，其每一丝变化都会触动大众日益敏感的神经。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当然就是城镇居民住房日益拉大的差异与不平等。学界已有的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住房不平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其一是对1979 年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进行的研究；其二是从住房改革开始到20 世纪90 年代末房改初期对住房产权获得与住房分化的研究。1998 年底国家取消福利分房，正式标志着中国的住房商品化进入实质性阶段。在这一新时期，市场化的推进如何影响住房资源的分化？是否会加深城镇居民的住房不平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依其多年研究积累，结合广州案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和权威解读。根据1996 年、2001 年和2005 年三次大规模调查所得数据，作者运用不均衡指数（如基尼系数、戴尔指数）对广州在1998 年国家福利住房分配取消前后的住房不平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展现。令人惊讶的是，广州的住房不平等仅出现了小幅加深，与公众的一般印象相去甚远。科学研究的力量正是在于超越常识。或许，住房不平等的整体状况确实并非如大众所想象的那样糟糕，但日常生活的实践体验或媒体信息“生产”却在不断进行此类“不平等”想象的强化与再生产，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空间规划的新方向？战略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开发相结合
New Directions in Spatial Planning?Link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源自：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2, 32(4): 400-414
作者：Alison Todes
推荐：胡以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huyz@cass.org.cn

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应该将战略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开发相结合，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篇文章综述这一空间规划方法在各国的实施情况，然后以南非约翰内斯堡为案例进行深度分析，探寻这一规划方法具有的潜力和面临的挑战。文章总结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将战略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开发进行有效结合有赖于几个关键条件，包括：掌握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城市空间组织背后的推力；将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和预算相结合；数据和数据系统的支持（比如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决策支持）；与政府内外的利益相关人进行接触以寻求对规划政策的理解；规划能力和政治决心等。将战略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开发相结合的规划思路，实施效果因具体地方环境而异。本文提供的一些国际经验总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会对中国当前类似的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城市规模与地方公共产品需求
City Size and the Demand for Local Public Goods
源自：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3, 43: 16-21
作者：Thiess Buettner, Fédéric Holm-Hadulla
推荐：于涛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yutaofang@mail.tsinghua.edu.cn

长期以来，城市的人均公共财政支出与城市规模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相关性。对此，许多人的解释是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公共服务支出必然剧增，缘于为应对犯罪、污染、贫困等城市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是缘于城市官僚体系等因素。所有这些解释都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城市越大，一定水平或质量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或投入更大。相反，作者则探讨了由城市规模所诱致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差异如何影响公共财政的效率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虽然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投入，但同时也提高了公共的消费需求水平。由于公共产品在消费方面具有非竞争性，因此一定意义上在人口规模较大的政区范围内，一定水平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的人均费用应该更低。这种成本优势促进了私人消费的公共产品替代效应，并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地方人均公共支出的效率水平也会有显著上升。

美国公共住房第一个60 年的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规划人的解读
Public Housing Timeline, 1933–1993
源自：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78(4): 359-359
推荐：周江评，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是唐太宗给后人留下的名言。我国公共住房的历史随着住房的货币化分配已经改变了发展轨迹。但是，城市安居房建设，似乎又在制造着中国版的公共住房的新历史。美国在公共住房有过什么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对我国的启示如何？国人对美国公共住房最了解的事件，可能是很多大城市1950、60 年代集中建设高层、多层公共住宅，然后在1980 年代之后因为这些住宅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陆续把这些住宅拆掉或者废弃的事情。这一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这些需要人们有历史的观点，作历史性的研究。最新一期的《美国规划学会会刊》按照规划人的视角，编撰了关于美国公共住房第一个60 年的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的小文章。文章虽然短小，但很值得规划人配合其他读物，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谁在统治》（Who Governs）、《美学、平等和经济》（Esthetics, Equity, and Economics）等反复玩味，来更好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代表——美国为何、如何提供公共住房，以及它在提供公共住房中所碰到的挑战、机遇和困惑。同时，在更好地理解美国公共住房之后，可以在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内来思考我国当前如火如荼的城市安居住房的建设。

场所的重负：从社会经济和种族的角度考察密歇根州首府，兰辛大都市区域的城市形态、可达性及交通行为
The Burdens of Place: A Socio-economic and Ethnic/Racial Exploration into Urban Form, Accessibility and Travel Behaviour in the Lansing Capital Region, Michigan
源自：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3,18(1): 1-35
作者：Igor Vojnovic, et al.
推荐：徐苗，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xum@cqu.edu.cn

是否能够通过提高居住密度、土地混合使用率以及建立联系性好的道路网络营造一个可达性好的城市社区，进而促进步行行为、降低肥胖症及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目前大部分相关研究都肯定了这种联系，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本文所推荐的这篇论文对此共识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有此共识的研究只关注了步行发达与汽车导向的社区由于在空间形态上的不同对步行行为和肥胖的影响；而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肥胖与弱势群体如非裔美国黑人、西班牙人、妇女、低收入与低文化程度群体之间也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在空间上，这些群体通常是被隔离在衰退的内城。也就是说，肥胖的高发群体反而是生活在步行环境良好的区域，这如何解释？本文试图以密歇根首府兰辛市大都市区为案例对象，在一个迅速郊区化、内城持续衰退的城市背景下通过调查比较低收入的、有色种族聚居的内城社区与中产以及富裕白人郊区社区的状况，探索社会、经济与种族因素如何影响在被认为适宜步行的城市环境（高密度、混合使用、道路网络联系好）中实际的可达性与步行行为。该文跳出物质空间形态，从社会经济的角度重新审视已有社区规划与设计原则的适用性，揭示了城市研究的复杂性和社会因素在其中的重要性。

规划中的信任问题
The Problem of Trust in Planning
源自：Planning Theory, 2012, 11(3): 257-278
作者：Antti Talvitie
推荐：曹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k_cao@126.com

目前在国内许多领域出现了安全问题，例如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导致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危机。在医疗、教育等诸多公共领域也出现了信任危机，折射出当前普遍的群体性不信任和群体焦虑。规划中其实也有信任问题和信任危机，公众对城市规划的过程、结果、执行力度等都可能产生疑问或不信任。文章探讨了规划中对信任进行定义的各种方法，并且讨论了信任的四种分类方法，分别是理性的算计型信任，它是某种可以进行交易的商品；个人关系型的信任，它有赖于政党之间的个人契约，由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构成；规范和动机型信任，指的是某种基于知识的信息，使人能够信任其他人的动机；抽象体系的信任，它与职业标准和规章，以及理论和对真实的探求有关。作者认为规划中的信任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个是权力关系（基于福柯有关权力的论述），一个是团结（solidarity，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在规范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其二是集体认同）。两者的区别在于权力关系视规划为给予小部分人的利益，而团结这种方法考虑的则是多数人的自由、机遇和福利，这些最终会普及到整个社会。这两种张力都存在于社会当中，而且严重依存于领导能力（leadership）。但是当前的规划理论忽略了领导和领导能力在信任问题上的重要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群体（或集体）模型，作者指出领导和重要的“外部客体”（external object，或译为“外部性对象”，源自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一个概念）是信任的核心，规划想要获得成功这两个因素也至关重要。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如何在规划过程中建立信任。他把规划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信任将在前两个阶段——规划契约和自恋转移（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中建立。在规划契约阶段，不同的利益集团将讨论规划目标、时间期限、预算和其他限制条件等问题，还会提出其他替代方案；公众将通过举行公众会议、上网等方式熟悉规划任务和政策问题。这些处理得不好，信任感将很难建立。在自恋转移阶段，规划的参与者将意识到观念不是共同的或集体的（内部与外部世界不匹配）。这个阶段会很长，直至最后信任建立，建设性的规划工作将得以展开。规划团队可以通过要求对话、提问、解释、加入、映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参与者和规划
师打交道等方式来在自恋转移阶段建立信任。

在欧洲和美国的创新和空间不平衡
Innovation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Europe and USA
源自：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3, 13(1): 1-22
作者：Neil Lee, Andre s Rodrı guez-Pose
推荐：易晓峰，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yi_xiaofeng@126.com

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希望自己成为创新型的城市和地区。创新型的城市和区域往往增长得更快，有更高的平均收入。学者们也认为创新是创造成功的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关键。然而有了创新是否就有了成功的城市和区域呢？来自英国的两个学者研究了创新潜在的负面结果——空间不平衡。他们的研究首次全面对比了欧洲和美国的数据，分析创新和不平衡的联系。研究发现，区域中创新和不平衡的联系，欧洲较美国更加明显，主要原因是欧洲相对刚性的劳动力市场和较少的低层级的移民。在美国，因为没有福利国家的制度，低技能者更愿意就业，因此跟随就业的人口迁移吸引工人到美国的创新型城市。在欧洲，更加严格的规划系统和相对低的人口迁移削减了创新型城市的增长。同时，不同行业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生物技术的创新导致美国空间不平衡远比欧洲大，而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欧洲和美国造成的不平衡程度差不多。这些差异可能是不同行业的市场差别造成的，可能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理解。这一研究给我们启示是：创新并非万灵药，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我们需要的区域政策应该一方面促进创新，另一方面也需更好地发挥创新对区域的带动，而不是造成新的不公。